CULTURE

厦门:陆风与洋潮的对话

《Fashion China服装设计师》,2014年10月

       在厦门岛,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枕着大海。
       “路头”,闽南语作“Law-Tau”,是这座小岛的特有语汇。如今,厦门人口中的“路头”指的是旧城区里的一些主要街道,然而这个词的本意却是“码头”。
       路头,而非码头,这样的叫法饱含着向海民族独有的哲思和诗意。这座自古四面环海的孤岛,海岸线截断了道路延伸远方的可能,却难以截断岛民们前行远方的希望。路头,是陆路的尽头,却也是海路的开头,陆路与海路在海岸上的路头相吻,人们行止于海岸,却不止行于海岸。潮起潮落,海浪日夜冲刷下的那几级石板台阶,见证着岁月年华里多少希冀与失望,离别与相逢,喜悦与悲伤。
       海包裹住岛,也包裹住一段静谧的岁月安好;海也给岛创造了无限可能,海水涌向哪里,这座岛的触觉就延伸到哪里。她与大陆之间的海湾既窄又浅,木帆船一潮而至,大陆的深厚文化并未产生断层;然而她面向着大海的骇浪惊涛,习惯了亡命天涯和衣锦还乡的故事,眼界与胸怀也变得像海洋一样宽广深邃。在过去的很长一段岁月里,这座岛屿上少有飞奔的马车,也没有疾驰的火车,有的是一艘艘帆船,在天风海涛里慢悠悠地摇,摇晃出厦门人内敛温吞的性格:慢半拍,没脾气,小羞涩,有时带着些许岛民的保守心态,但内心坚定,不卑不亢,敢于闯荡漂泊,并且懂得在颠沛流离中安之若素。

市井与洋楼
       当渔民们从近海满载一船船活蹦乱跳的海味回来时,整座城市也从熹微的晨光中苏醒过来。主妇们的一天从采买食材开始,调料在厦门人的饭桌上被刻意忽视,文火慢熬的骨汤里不放味精,海味简单浇上酱油烧制,一切都讲究一个 “鲜”字。闽南话里的“鲜”同“生”(Chin),想起这个字,耳边仿佛响起了鱼贩们“刚就岸”、“生灵灵,活跳跳”的吆喝声。
       从旧市区开元路往开禾路方向一路过去,浓烈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清晨海里打上来的、只有用闽南语才叫得出来名字的各种新鲜海味一篮蓝摆满街道两侧,中间留一条小过道,偶尔送货卡车经过,行人必须侧身避开。渔人们坐在一旁,穿着胶鞋,动手用特制的小刀剥着新鲜的“蚵仔”(牡蛎),熟练的刀法让人惊叹。水盆里花蛤还在讨喜地喷着小水柱,螃蟹被草绳绑着,嫉妒地看着一边的花蟹在水箱里横行。在市场边上的小店吃一碗味美价廉的正港卤面,美味的汤汁里被店主细心地放入虾仁、老鱿鱼、蛋花熬煮,用漏勺将清甜的蚵仔、劲道的墨鱼、吸汤的鸭血和豆干往汤里一烫,所有的海味精华都融在一碗汤里,渗到面中,最后填饱一颗颗饕餮之心。
       这里是厦门岛上仅剩的几处民国时期规划的菜市场之一:八市。八市是厦门老城区民生市井的心脏,从八市向西南方向望去,厦禾路、开元路、大同路、思明路和中山路如同血管一般由此延伸至海岸。这几条道路是近百年前市政规划的新式马路,勾勒出一代代老厦门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站在近百年历史的菜场、布行、五金店、酒楼、戏院分布的十字路口,抬头向上看——电线交织,将水蓝色的天空分割出有意思的几何;继而瞥见道路两旁楼房屋顶的轮廓——突然发现,这市井鼎沸的人声之上,竟是鳞次栉比的西洋式旧建筑,即使墙体剥落铅华尽褪,墙上精美繁复的雕花仍然睥睨周遭,略微破败的松石绿百叶木窗散发着浓浓的欧陆气息。这些洋楼的学名叫作“骑楼”,老厦门人称之为“走马楼”(Zau-Bme-Lau),或者“五骹记”(Gwaw-Ka-Ki),后者来源于马来语中的“五英尺”——建筑的一层被架空出人行走廊,宽度正好五英尺。华侨们从南洋引进这种建筑制式,适合厦门多雨的气候,楼上是隐秘的私人住宅,楼下是热闹的沿街店铺。能够想象,百年前的走马楼里,当楼下的店铺伙计揭开一扇扇木门迎接排队前来采购货品的客人们时,楼上一位穿旗袍、梳元宝髻的女子也轻启木窗,凭栏远眺,思念着远在南洋打拼的先生。
       如今那些引人遐思的前尘往事浑然不见,但礼拜堂里唱不完的赞美诗与杂货店收音机里放不停的歌仔戏邓丽君交织混响,街边茶摊上冲不淡的铁观音和大排档里永远凉不掉的烧酒气味相投,告诉人们在这里风雅与尘俗可以毫无芥蒂共处咫尺,一如这喧嚣市井之上的清寂洋楼,地老天荒,从未改变。

茶与咖啡
       闽南话里的“茶”(Deh)与法语里“茶”的词语“thé”发音几乎一致,就连舌尖和唇齿的位置都一模一样,有理由相信这不是偶然。厦门本岛不种茶,但在历史上却是中国第一个输出茶叶的港口。厦门人偏爱铁观音,认为绿茶过于冷冽,红茶和花茶过于馥郁,青茶铁观音介于两者之间,于脾胃于内心皆十分温和,正如厦门人为人处事的人生哲学。
       泡茶是厦门人的日课,茶叶被称作“茶米”(Deh-Mbi),饮茶和一日三餐同等重要。早起三杯茶,一杯润肠,二杯收心,三杯忘忧。客来茶当酒,煮水换新茶是待客的礼数。泡茶的程序极其讲究。茶具多用陶壶或盖碗,只有掌心大小,茶盏更小,只手可以拈起,“小掌茶”而非大壶茶,意味着喝茶需要品味,而非用于解渴。水沸声起,茶壶与茶盏摆放在圆形的茶洗中,很快便沐浴在开水中,随即用镊子拈起,在茶盘中摆放成一个圆圈。放入茶叶,开水冲入后立即提起茶壶,将第一遍茶汤倒出不饮,紧接着冲泡的第二泡茶迅速斟入一圈茶盏中,是谓“关公巡城”,最后茶壶里的些许余汤再巡一圈,此称“韩信点兵”。拈起茶盏,浅抿一口,口中稍留,顺喉而下,茶叶的香气氤氲在五脏六腑之间,全身毛孔瞬间畅通,满心的逍遥自在。
       功夫茶里的讲究也延续到了舶来的咖啡当中,一百多年前老华侨们把在国外的生活方式带回来,清晨煮咖啡也和泡茶一样成为习惯,待客品茶也品咖啡。然而,这座有着深厚咖啡文化的城市直到2011年才迎来了首家星巴克,并且还在社交网站上掀起了不小争议。在“矫情”的厦门人眼里,标准化的咖啡豆经过仅仅30秒的机器制作,再装进千篇一律的纸杯,这怎么能叫作“咖啡”?厦门的咖啡馆多开在深巷老别墅里。花园里撑开一把把洋伞,伞下放置桌椅,咖啡馆主人从铺着斑斓花砖的前厅走来,向客人介绍产自数十个遥远国度的不同种类的咖啡豆。咖啡豆磨制后,倒入法式虹吸壶的上壶,主人不着急将上壶插入下壶,而是邀请你一起感受咖啡的原始香气。一边旋转着上壶,一边轻拍着壶体,咖啡粉与空气慢慢地接触,先是酸冽的果香柔柔地拂面而来,紧接着仿佛是雨林里阳光照射叶面散发出的香气,最后咖啡的气味苏醒过来,带着些许水汽润湿泥土的清新。沙漏的沙漏完了,咖啡也端了上来,每一个咖啡杯都不尽相同。咖啡之外的事物能用言语描述,而咖啡的味道只有内心才能体味。
       有时候下起雨来,簌簌的雨声、黑胶唱片的音乐以及栏杆下的猫发出的几声懒洋洋的呵欠,天空的乌蓝、植物的碧绿、木窗的纯白、炉火的橙红、杯中的深棕……这才是咖啡,这才是生活呀。

南乐与西乐
       老鼓浪屿人的脑海住着这样一幕风景:夜幕降临,小雨带来些许水汽,旧式煤气路灯昏黄的光线从盘根错节的老榕树枝叶罅隙筛下来,斑驳摇曳在落叶铺就的巷弄花岗岩石板路上;雨滴落在树叶发出清脆悦耳的滴答声、远处隐约的海浪声与悠长的轮船汽笛声,揉进了路旁洋楼里家庭音乐会传来的轻柔的巴赫钢琴曲……
       很多人记住这个厦门鼓浪屿是因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名号,然而鼓浪屿与钢琴结缘已久。1913年,岛上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从国外买了一架真正的钢琴。之后,钢琴从教会、陈列室走向社会,又从社会走进家庭。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这个面积仅1.78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万人的小岛上已有500多架钢琴,其拥有钢琴数量的密度位居全国之首。钢琴声从老别墅、教堂、音乐厅、露天花园和街头流淌开来,也孕育了周淑安、林俊卿、殷承宗、吴天球、许斐星、许斐平、陈佐煌、许兴艾等钢琴家和音乐家。如今鼓浪屿上的钢琴博物馆收藏着一百多架名号各异的古钢琴,见证着这百年的钢琴文化。
       西洋音乐文化的洗礼让这里的人们把听音乐会当作家常便饭。1997年,建国后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参与组建了厦门爱乐乐团,将这座岛屿的爱乐气氛推向了最高潮。广场上、公园里、沙滩上,随处可见露天音乐会,鼓浪屿音乐厅内每晚上演免费的演奏会。在爱乐的厦门人心中,西洋音乐绝不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是每个人收获愉悦、寄托情思的源泉和归宿。
       就如厦门人既品咖啡亦品茶,在西洋音乐盛行的背后,一种比昆曲还古老的音乐形式也从未失传。“南音”,亦名“南乐”、“南曲”,源于前秦,兴于唐,成于宋,是中国最古朴的乐种之一。厦门南音明末清初由泉州传入,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南音仍保留着唐宋时期的特色,主要乐器洞箫又称"尺八",十目九节,延用唐箫规制,声韵浑厚深沉;琵琶保留着唐时大腹短颈的制式和横抱拨弹的演奏方式;南音的二弦与魏晋“奚琴”相似,拍板与唐以前的“节”相同;用闽南话演唱,其中许多中原古语的词汇和音韵完好保存至今。表演时歌者持节居中,左边上首为洞箫,下首为二弦,右边上首为琵琶,下首为三弦,响盏、小叫、木鱼、双铃、四宝及扁鼓等配器分立后方;这与南唐《韩熙载夜宴图》描绘的歌伎演奏形式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如今厦门中山公园西门左手边有一座绿树掩映的二层小楼,正门牌匾书“厦门南乐团”五字,那是一代代南音艺人辗转漂泊后的安定之所。入夜时分,晚风轻轻拂过一竿竿翠竹,湖水的涟漪荡破一轮皓月,清丽柔曼、婉转缠绵的南音乐声幽幽地传入耳际,如丝如缕,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来自古早的风月情浓埋藏在这千回百转的动人旋律之中,宛若暗夜里悄然绽放的一朵香气沁人的玉兰花。

大陆风与大洋潮
       一张摄于1932年的泛黄老照片定格下那个时代厦门人的面貌。这是鼓浪屿的黄家渡码头,可以看见近处的帆船和远处的灯塔、汽轮以及对岸的高楼。石板上站着三位女子:最右边的女子微微含着胸,身着旗袍,梳着一丝不苟的发髻;正中的是一位洋人,高跟鞋、墨镜与帽饰,一身西式装扮;左侧的女子旗袍外罩着大衣,烫了西式的发型。这三位女子的姓名已经无从考据,然而她们不同的面貌姿态,却代表了厦门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三种不同文化状态:传统文化、西洋文化与海归文化。
       厦门岛靠着大陆,向着海洋,不正像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陆海交界线上的一个“路头”吗?这本是一座杳无人烟的孤岛,从大陆靠岸的成了厦门人,从大洋登陆的也成了厦门人,正因没有任何人是纯粹意义上的“厦门人”,彼此共处,团结互助,和而不同,才形成了这座城市特有的包容万象的文化精神。“还是厦门好”是厦门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过这句话往往接着下一句——“来了就是厦门人”——炽爱着这片土地,却没有太多的排外。
       这种城市精神一直延续到了新一代厦门人的文化生活当中,形成一种绝无仅有的文化生态,不同的个体因为一技之长相互结缘,最终形成了整片的艺文社区,描述社区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时,需要用一个带着一连串分号的长句。大学路上的Thankyou Café Bar是岛上年轻人的文艺据点,老板司徒智威(DFU)是知名DJ,拥有自己的乐队“肆拾肆”,老板娘于静(Cotton)创立了服装品牌mymymy;几位在国内外名气不小的服装设计师是这里的常客——上官喆(SANKUANZ)、万一方(Yifang Wan)、刘旻(Ms MIN)和刘小路(deepmoss);司徒智威帮助上官喆、万一方等人制作发布会秀场音乐;于静曾经担任厦门本土杂志《M世代》主编,而上官喆也曾是这本杂志的平面设计师,这本杂志的摄影师许晓东拍摄了上官喆几乎每一季作品的照片,也是刘小路等人经常合作的摄影师;《M世代》还有一位成员TATA曾经做过上官喆早期涂鸦T恤的模特,后来创立了街头潮牌a.t. Between和Block 51;厦门另一个潮牌ANB的创立者程迪则是上官喆做出的第一件衬衫的模特,他们两人的产品当时放在顶澳仔一家叫“沙茶Scha”的店铺售卖,店铺老板阿灿和上官喆一样,也是厦大毕业,也学平面设计,也曾在《M世代》工作过,他们的校友董攀创立了另一个服装品牌nothing.cn;沙茶店铺里还寄售着插画师庄小壳的明信片和T恤,而Thankyou Café Bar墙上那幅司徒智威和于静的画像也是庄小壳画的;庄小壳的厦门地图明信片是32HOW创意院落参与策划包装制作的,曾经在32HOW工作过的陈花现也是一位插画家,他现在创立了自己的茶点品牌“花现茶菓”以及合伙经营的甜品店“石榴在五月”(La Grenade en Mai),后者是这帮设计师如今也经常光顾的地方;Nar曾经作为刘小路的模特,她创立的民宿“Ciao山茶花”里有一间房叫做“Cabin”,是刘旻设计的,而庄小壳则设计了“Ke Room”,“休息”则是于静的作品;万一方的男友蒋晟是佛像雕塑家,上官喆和刘旻家里都收藏者他的作品,而他当过上官喆的模特……
       这些个体就仿佛岛上常见的榕树根须,盘根错节,相互支撑,最终成就了榕树惊人的生命力。然而这群人里,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并没有几位;他们当中,有的长久地坚守在这个小岛上,有的刚从外地迁来厦门并准备安顿下来,有的才准备离开去世界各地发展打拼,有的出去又回来。在厦门这个吹着大陆风、听着大洋潮的“路头”,迎来送往,热闹非凡,从未停歇。
       很多时候,厦门会因此显得不土不洋,不中不西,正如“穿西装,带斗笠”的陈嘉庚式建筑、喝咖啡听南音的金凤南乐咖啡座,以及那些画着英文涂鸦玩着滑板操着满口闽南语的年轻人。可是人生为什么必须过的那么纯粹和绝对呢?日子过的舒坦,任它是大陆风还是大洋潮,这艘船上的人们内心依旧风平浪静,谈笑风生,年年岁岁,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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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博物馆去,和缪斯说说话

《Fashion China服装设计师》,2013年8月

       你是否曾经留意过,英文里的“博物馆”(Museum)与“缪斯”(Muses)两个词极其相似?事实上,就字源而论,博物馆一词源于古希腊的缪斯神庙(Mouseion)。缪斯是希腊神话中主管艺术、音乐、文学、史学等九位女神的总称。古希腊哲学家毕德哥拉斯(Pythagoreans)与柏拉图(Plato)都在他们讲学的地方设立缪斯神庙,以期从缪斯处获得灵感和启迪,缪斯神庙也因此经常得到奴隶主、贵族名门与征战凯旋归来的军队的捐赠,成为了保存艺术品和文物的机构。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学校、研究院、教堂、修道院、宫廷和贵族宅邸等场所也或多或少具有博物馆的职能。然而无论博物馆以何种形态存在,它在本质上是收藏、展览与体认三种行为的加总,是知识与灵感的来源。
       知识是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灵感则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启发主观的想象和创新。这两者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到博物馆去。从艺术与设计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原创,任何创作都是一种基于某些原始意象的再创作。心理学家荣格(Jung)曾经提出 “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和“原型”(Archetypes)两个概念,认为任何艺术创作都是在长期的文化积累沉淀的影响下进行的,艺术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共通的原始意象。这一理论与服装设计密切相关,并且在后者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例如,Christian Dior每一季时装当中都会出现“新风貌”(New Look)的廓形,这是对“新风貌”原型的致敬,然而迪奥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推出“新风貌”时,并不是完全的原创,而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腰部和裙摆设计进行再现与翻新,如此回朔下去,可以发现时装设计就是一种基于各种“原型”的循环往复的再创造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之下,博物馆集“原型”之大成,成为了艺术家和设计师们的灵感宝库。倘若世界上的博物馆和收藏品都不复存在,恐怕将不会在拉夫·西蒙(Raf Simons)设计的包袋上看到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插图,也不会在L'Wren Scott的外套上瞥见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的花纹,更不会在在Marchesa的长裙中发现西班牙画家戈雅(Goya)的名画《马背上的玛利亚·泰蕾莎·瓦拉布理嘉》的影子……
       到博物馆去吧,无论是在平日闲暇还是遭遇瓶颈之时,徜徉在浩繁而耀目的收藏品之间,和住在那里的缪斯女神说说话,莞尔与悄然之间,她能告诉你所想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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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出版:写满理想主义的“小册子”们

《Fashion China服装设计师》,2013年6月

       “出版”这个词不难理解,英文里作Publication,来源于古拉丁语Publicattus,意思是“公之众,问于世”。《辞海》的解释是“通过可大量进行内容复制的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简单说包含三个部分:编辑、复制和发行。
       然而在“出版”这个词前面加上“独立”二字,似乎字面上带着的学究气杳然而去,瞬间前卫起来——那些内容质素精良、装帧不拘格律的杂志、诗集、摄影集和插画绘本是我们对“独立出版”的第一印象。但当我们开始制作这一期特别报道时,一切却又显得毫无定案:何谓“独立出版”?哪些出版物可以加进“独立出版物”的名录里?
       独立出版又称“自出版”(Self-publishing)或“私出版”(Private Publishing),字面意思就是凭一己之力不通过第三方出版机构进行的出版活动,即作者和出版者合二为一。但“作者自费出版”(Vanity Publishing)、“小出版”(Small Publishing)、“微出版”(Micro-publishing)和“发烧友杂志”(Zine或Fanzine)虽然在形态上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出版,内容与风格却与后者相契合,它们能不能归入我们的讨论范围?更进一步地说,倘若严格遵循独立出版的程式,最后的产物却与市面上的主流出版物风格取向大同小异,如此是否仍然归类于独立出版物?
       一连串问题下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参与方、资金来源和发行渠道等方面的标准去衡量一项出版活动独立与否并无太多意义,重要的是去探讨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人文精神——一种“独立出版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出版活动就应该被称作“独立出版”。
       那么何谓“独立出版精神”?
       独立,从心理学的角度意味着对自我认同的追求超越了社会认同,从艺术学的角度显现的是对艺术性的侧重超过了市场性。事实上,独立电影和独立音乐也是独立出版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些作品都非常注重创作者“源”的输入,而并不以接收者“端”的反馈作为作品价值的衡量标准。“自主”与“自由”是独立出版的出发点,而“小众”与“非主流”是现阶段的市场反馈,与独立出版本初的追求没有太多联系。
       进一步说,无论从心理学还是艺术学的角度去解读独立出版,都可以发现出版者收获的是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满足,而非来自于发行过后大众市场给予的认可。例如国内的小出版机构“联邦走马”创始人戚开源就是因为习惯于将网络上的文字打印成册阅读,从而萌生了与作家合作推出“邪典”风格出版作品的想法;而“副本制作”创始人冯俊华和“阿米巴”创始人高元也都怀着“自己动手”的情结制作书籍;Goooodie出版工作室创始人咖小西也认为“不会为了‘做’而做”,即不能只抱着希望被认可的态度从事独立出版。
       在市场导向性被极度弱化之后,“为目标受众挑选出版内容”的主流出版思考模式逆向地变成了“为作者和内容寻找‘有缘人’”,因此出版者可以在编辑、复制和发行这三个环节中最大化地体现自主性:编辑时选择的文字和图像、排版时选择的字体字号和留白、印刷时选择的工艺、装帧时选择的材质、发行时选择的数量和渠道……当这一切选择的自主性最大化之后,所谓“独立出版精神”便产生了。
       这种“独立出版精神”在策划这期特别报道、制定独立出版物名录的时候可以被真切地感受到:这些摆放在我们眼前的“小册子”,每一本仿佛都在用自己的声音呐喊着“独特”二字。我们整理的名录里仅介质为杂志的国内独立出版物就有将近四十种,它们彼此都太不一样了,不一样到我们可以强烈地被一种活力和美所感染,令人激动,难以释怀。
       随着小出版机构的出现、印刷和装帧工艺的探索、出版物美学的复兴以及新媒体推广渠道的拓宽,这会是独立出版的春天吗?在初步进入公众视野之后,独立出版面临的挑战也日益显现:成本和资金恐怕是最大的问题;经营和渠道也趋待专业;“合法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难题——目前许多独立出版物存在以书号代刊号、以国际书刊版号代替国内书刊版号,甚至无书刊版号的情况,以致被叫停。但无论如何,在传统出版物内容“同质化”现象之下,这种不断迸发的创造欲和想象力,以及对审美个性的不懈追求值得我们守护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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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树于林:重塑出版业景观

《Fashion China服装设计师》,2013年6月

       在中国,“独立出版”是近两年才被关注的话题,但独立出版行为却早而有之:孔子编撰《六经》并传授给三千弟子,恐怕可以算作最早的独立出版活动;《红楼梦》里“海棠社”的诗集传抄至大观园外,在市井文人中流传,俨然“海棠独立出版社”。
       然而,“独立出版”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要说到独立出版精神的发端以及独立出版如何改变行业景观,也必须回望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出版业历史。

出版人:从“绅士”到“生意人”
       曾经出版乔治·奥威尔小说的英国出版人弗里德里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绅士的职业》(An Occupation for Gentlemen),两百多页的字里行间满是对江河日下的出版业的嗟叹。在沃伯格眼中,近两个世纪以来,出版人的角色已经从“艺术家和文豪们的良伴”准变为“不折不扣的生意人”。虽然当时他的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Secker & Warburg)已经陷入财务困境,但他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出版理想主义和精神洁癖,他怀念早期那些充满绅士风度的出版人“坚持自己的眼光和喜好进行出版,只把泪水洒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的确,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甚至更早,出版人很大程度上带着“艺术家赞助人”的精英色彩,他们的角色是去发现那些值得传颂的作品,不考虑盈利地进行挖掘和传播。工业革命之后,一方面打字机和平面印刷术等新技术使出版物能快速而大量地复制,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形成也增大了对各类出版物的需求,那些崇高而严肃的文学作品走下神坛走向大众。随着出版业的竞争出现,出版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畅销作品,“出版人嗅觉”被市场反馈所取代,用沃伯格的话说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时代到来了”。
       如果说1928年英国维克多·高兰兹出版社(Victor Gollancz)的创立标志着出版物在形式和内容上趋向大众趣味,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并购潮则让出版业走向集团化发展,而八十年代前后开始实行的“单本核算制”成为了压垮出版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想出什么就出什么”的出版业天真时代一去不复返,传统出版业追求的智性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批评功能被严重削弱,行业垄断使出版内容一方面受大众市场需求的主导,另一方又被行业巨头的政治立场所左右,很多出版机构因此被扣上了“反智主义”、“功利主义”和“畅销书复印机”的帽子。

逆流而上的独立出版社
       西方出版业长达两个世纪的大众化、商业化进程尽管难以逆转,但这股洪流也冲刷出了许多出版人和出版机构的独立出版意识。
       最早的小出版机构可以追溯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91年创立的凯姆斯科特出版社(The Kelmscott Press)。时值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威廉·莫里斯成为这场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之一,通过对传统版式装饰艺术和图书工艺的重新追求,力图纠正大众趋向烂俗的审美和品位。
       1917年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Leonard Woolf & Virginia Woolf)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则被很多独立出版人视作灯塔。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包括艾略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洛依德在内的作家作品,从书籍封面设计就可以窥见出版人独具风格的品位。伍尔夫夫妇曾经说道:“我们的经营观点是,出版商业出版社所不能出版或不愿出版的书籍。我们要求我们的书籍‘看起来很好’,对于书中哪些部分必须看起来很好,我们自有主见。”这种独立意识也体现于同时期的许多私营出版社,例如阿逊德尼出版社(Ashendene Press)和欧米加工作室(Omega Workshops),以及流行于欧洲的小型家庭出版社,比如黑太阳出版社(Black Sun Press)等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并购重组和商业化改革浪潮中,不少出版从业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万神殿丛书(Pantheon Books)的编辑们因不满所隶属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商业化改革而集体辞职,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André Schiffrin)率众起义并另起炉灶,创立了最早的非营利出版社之一——新出版社(The New Press),采用非营利型的投资回报模式,丰富了独立出版的景观。

遍地发芽的独立出版物
       近十年,西方独立出版的抗争色彩逐渐褪去,宽松自由的出版环境、相关机构的扶持以及新媒体传播技术的普及,使“绅士的生意”的重拾成为了可能,独立出版人和机构的定位日益清晰。在生存艰难的出版业当中,相比于市场导向和成本控制的商业出版,自给自足的、非营利的独立出版反而更可能以一种“游击式”的形态长久延续下去。
       如今的西方独立出版物在形式和内容上已经打破传统出版物的缰绳,在介质、工艺、定位、周期和发行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天马行空的态势:英国独立杂志《Tank》把图片和文字分开,两者各一册,挑战传统阅读习惯;德国独立季刊《Mono. Kultur》每期只访问一个人,一问一答,用最基本的形式呈现最深度的内容;新西兰的《Pie Paper》用黑白报纸的质感来做杂志书,夹杂小尺寸的彩色插页;加拿大独立杂志《Bad Day Magazine》则以单色印刷为设计特色;美国Seems独立出版社在书中用独白和对话的形式来作为对艺术的一个探索方式;瑞士Nieves独立出版社只专注于出版艺术书籍和杂志,每一本都根据艺术家作品特质设计装帧……
       这些形形色色的独立出版物犹如姿态各异的稀奇树种,在批量种植的树林里重新生根发芽,它们不介意长得多高大,也不介意争夺多少阳光,而是隐逸淡然的姿态成长着,去呈现自己最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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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背后的女人

《UIBELIFE维比生活志》,2012年5月

       看过年初大热的《国王的演讲》,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当然是Colin Firth。不过在你确认过Colin Firth和Geoffrey Rush的演技,适应过Guy Pearce的牛津腔,感慨过Jennifer Ehle的与达西先生的又一次相逢之后,有没有对Helena Bonham Carter饰演的伊丽莎白王太后闪现过一丝丝的疑惑?也许是浓妆艳抹的哥特女形象挥之不去,但是疑惑更多却是,年轻时的伊丽莎白王太后真的像Helena表演的那样活泼率真却又干练贤惠吗?这里用一篇文章,来帮你重新认识历史上这位国王的良妻。
       让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温莎家族的成员吧:伊丽莎白王太后(1900-2002)是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国王乔治六世的妻子。而乔治六世与爱德华八世的父亲是乔治五世。

"初次"邂逅
       1920年7月,首次觐见王室的几天之后,伊丽莎白·安杰拉·玛格丽特·鲍斯莱昂(Elizabeth Angela Marguerite Bowes-Lyon)出席了在伦敦丽兹酒店举行的皇家空军舞会。国王乔治五世的次子阿尔伯特王子(即后来的乔治六世)也在场,陪伴他的是新任侍从武官詹姆士·斯图亚特。几年之后,斯图亚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阿尔伯特王子曾在那天晚上询问他:“刚才与我共舞的那位女士是谁?”斯图亚特回答说是鲍斯莱昂家的女儿,并介绍双方认识。
       舞会结束后,伊丽莎白在给家庭教师Beryl Poignand的信中说:“我和从未相识的阿尔伯特王子跳舞,他年轻而有魅力。”此时伊丽莎白似乎已经忘了自己和阿尔伯特早在1916年4月的茶会上就已经见面了。阿尔伯特似乎并没有在伊丽莎白的脑海留下太多的印象,毕竟比起患有严重口吃的他,哥哥爱德华王子(即后来“为美人舍江山”而短暂在位的爱德华八世)显然更加光彩照人,总是吸引着更多的目光。
       但对于阿尔伯特来说则恰恰相反,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次舞会时曾经说过,那天夜晚,甚至当时连自己都未意识到,他就已经对伊丽莎白有了好感。
       阿尔伯特下决心要赢得伊丽莎白的芳心,但毫不夸张的说,这对于前者并非易事。一方面,伊丽莎白广受爱慕,以至于她自己有时对于婉拒求婚都习以为常——“不,谢谢您。”伊丽莎白总是这么回答爱慕者,而对方一般都会这么接话:“噢,我以为您不会拒绝我。”于是双方一笑了之,无伤大雅。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从小在父母营造的自由、无忧无虑的环境下长大,与阿尔伯特王子严谨刻板下的宫廷生活相去甚远。

摘草莓高手与海军蓝天使
       伊丽莎白,斯特拉丝摩勋爵的第九个孩子,出生于1900年8月4日——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时日。她从小就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对大人从不见生。照顾她的一位女仆这么描述小时候的伊丽莎白:“她长得玲珑秀气,雪白的面庞,乌黑的头发,还有一双可爱的蓝紫色大眼睛。”
       哈福德郡碧绿原野中一栋有着玫红色屋顶的房子(St Paul's Walden Bury)朴素典雅,带有明显的安妮女王时代风格(18世纪初英国建筑风格,以带有朴素矩形团的红砖块为典型特征)。伊丽莎白就在那里出生长大。她的一位自传作家评论道:“那里有一种典型英国家庭的欢愉气息,让人很容易回想起童年熟悉的欢乐细节——字谜游戏、书屋品茶、家制太妃糖、平安夜、捉迷藏……在这座陈旧的宅子里,你会觉得这里根本不存在像“关好门”、“把鞋子擦干净”、“把玩具放回摆好”这样的严格家规。
       伊丽莎白的哥哥们被送到伊顿公学,而她自己则在几位家庭教师的带领下学习。下课的时候,她们会在庭院里散步,打网球或者高尔夫,或者在家庭菜园里品尝新鲜的浆果。“伊丽莎白小姐简直是摘草莓的高手,她总是干脆趴在地上,一边摘草莓,一边把它们送进嘴里。”一位家庭教师回忆道。
       1914年一战到来,伊丽莎白的四位哥哥参军到了前线。格拉米斯堡,这座斯特拉丝摩家族宏伟的苏格兰城堡,被当作临时伤员疗养院。14岁的伊丽莎白因为年龄尚小,未能接受护士培训,于是她的任务是去安慰那些受伤的士兵。海军蓝的裙子、纯白的上衣抵肩和袖口,伊丽莎白的倩影在临时病室间穿梭:她和伤员们交谈,和他们结下友谊。她真挚的好奇心和抚慰人心的陪伴被伤员们称赞着。一位士兵动情地表示:“毫不避讳地说,她和我的未婚妻简直一模一样。”
       战争期间,无论是当1916年格拉米斯堡遭受火灾时,或者是在刚被轰炸的伦敦斯特兰德大道露面时,伊丽莎白都显示出一种坚定的无畏。她在给家庭教师的信中轻描淡写道:“德国的那些齐柏林飞艇在那投下了一个炸弹,所以我们当然要赶赴那里查看。”这些战时慰问各行各业人们的经历伊丽莎白以巨大影响,而1915年哥哥费格斯在卢斯战役中牺牲,更给这位未来王后的记忆中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这一切使得她对军队的关心和对战争的担忧持续终生。

三次求婚
       当伊丽莎白遇见阿尔伯特王子的时候,格拉米斯堡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光辉。夏天的来临意味着一场接一场家庭派对的上演——白天打网球、狩猎、散步,晚上则精心打扮、跳舞、玩牌、和着钢琴歌唱……可以想象在如此动人的场景中,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伊丽莎白转。Gorell男爵是伊丽莎白的爱慕者之一,他回想道:“格拉米斯堡的每个角落都那么美好,我仿佛待在凡·戴克(弗兰德斯画家,以英国宫廷贵族肖像画著称,奠定了200多年英格兰肖像画基础)的画里。似乎有一种魔力笼罩了我,让我迷恋,在场的其他人也都与我一样。”
       1920年6月,阿尔伯特王子被封为约克公爵,随即造访了格拉米斯堡。伊丽莎白对如何款待公爵感到十分紧张,甚至请求亲友的协助。他们跳着里尔舞,玩着捉迷藏,晚宴后一起放声歌唱。有趣的是,据伊丽莎白的朋友Helen Cecil说,大伙唱得简直糟透了,而阿尔伯特王子总是人群中最兴致勃勃的那一位。
       伊丽莎白开始感受到王子对她的好感,但她却颇为不适应。她写信给家庭教师时提到:“这件事对于我来说简直别扭极了。”
       1920年冬天,伊丽莎白和阿尔伯特开始书信来往。在一封信中,她邀请对方到家中做客,她是这么介绍St. Paul’s Walden Bury的:“您一路右转,知道看到左手边有一座摇摇欲坠(tumbledown)的白色大门,接着您沿着一条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路走,最后会到达一座更加破败不堪(tumbledown)的老宅子,然后您就会看到一位同样‘破败(tumbledown)’的小个子等候在门阶,那便是我!”
       每一次双方见面,王子对她的爱意似乎又更深了一层。1921年2月,他再次到访。这一次王子向伊丽莎白求婚了,并且后者显然拒绝了——第二天,伊丽莎白写信给阿尔伯特:“亲爱的伯蒂(Bertie,阿尔伯特王子的昵称)王子殿下,我必须写下片语来表达我深深的歉意。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十分难受。您对我很好,但请您原谅我。”在信的末尾,伊丽莎白写道:“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不是吗?请把我当作您的一位挚友吧。我将不会对任何人提起我们昨天的谈话,没有人需要知道这些。我感到必须写下这封简短的信来告诉您我有多么抱歉。您诚挚的,伊丽莎白。”
       他们继续保持书信往来,继续在舞会上见面,一起打网球。阿尔伯特的决心仍然没有动摇。而伊丽莎白则对彼此的友谊感到欣喜,同时她也发现在忧虑的时候,阿尔伯特是一位可以依靠的人。当母亲从一场手术中康复之后,伊丽莎白写信感谢阿尔伯特:“您能为我分担,我十分感激。”王子回信说:“我很高兴您终于从忧虑中解脱。”
       当阿尔伯特的妹妹玛丽公主订婚时,伊丽莎白被邀请作为伴娘。仪式彩排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穿着高跟鞋很难走稳。她写信给王子:“我真怕自己走起路来就像喝醉了一样,那会很糟糕。”但正式仪式开始之后,伊丽莎白却表现得很完美。这是伊丽莎白第一次了解到出席皇家公众场合的感觉。她有一种从任何事物中获得快乐的天赋,因此她渐渐觉得这样的场合也挺有趣。
       不过这次经历并没有一下子改变伊丽莎白对严苛的宫廷生活的看法。1922年3月,阿尔伯特王子再次制造了一次“危机”——第二次向伊丽莎白求婚。然而伊丽莎白还是拒绝了他。“去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能更进一步了解您,也期盼您理解我的想法,如今看来我还是没能让您接受,”阿尔伯特情绪低落地写道。伊丽莎白回复道:“如您在信中所写的那样,我当然不能再像看待一般朋友那样看待您,但我没有想到您一直这么关心我,真好,但我多么愚蠢啊。”她的回复鼓舞了他,“既然我们还是好朋友,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当他们恢复联络之后,伊丽莎白仍像之前一样谈论着宴会和舞会,她认为双方不太可能再存在爱情。她邀请阿尔伯特回到格拉米斯堡,并向对方保证一定会自己会“力邀诸位名媛出席”。不过,阿尔伯特未熄灭的爱意却难以掩饰。
       在回到伦敦的途中,王子完成了一件伊丽莎白交给他的小任务——帮他买一些新的唱片。伊丽莎白写道:“不过是随口一提,却很快送到手中。”王子还寄给她一张自己的相片,她告诉王子已经把相片挂在自己房中。
       伊丽莎白开始担心他们的友谊会引起人们的闲言风语。不过这些狩猎或舞会之类的社交场合,反倒将两人的距离拉近了。十一月的一场舞会后,王子写信表达谢意:“我从未度过如此美好的夜晚。我相信,至少我希望,您也和我一样。”
       1923年1月,王子第三次求婚。这一次,伊丽莎白没有马上回答:“恳请您给我足够的时间考虑,我确实需要时间,这件事情关乎彼此的一生。”
       虽然她对阿尔伯特的感情更深了,但她却还没有准备好答应对方。伊丽莎白在日记中有时会用“镜像反写”的方式来记录最隐私的情感,她写道:“I ma tsom dexelprep (I am most perplexed)”。不过伊丽莎白意识到她的一位兄长的话是对的:“你必须选择答应或者拒绝,否则对对方是不公平的。”
       王子和伊丽莎白在St. Paul’s Walden共度了周末。伊丽莎白的母亲记录下那个周末发生的事情:“周五他(指王子)突然到访了St. P.W.,然后‘开始’向她求婚,直到周日晚上十一点半她答应了。我困惑极了——这段时间来,她一直在犹豫,看上去挺可怜,但现在她又是那么的快乐。他也显得喜气洋洋。”
       1934年4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约克公爵阿尔伯特王子与伊丽莎白·鲍斯莱昂女士举行了婚礼,后者身着一袭奶油色雪纺云纹婚纱。婚礼之后,刚成为约克公爵夫人的伊丽莎白在日记里写道:“伯蒂微笑地看着我,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感到疲累,却又很幸福。”

从约克公爵夫人到王后
       在接下来的14年里,约克公爵夫妇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公共事业当中,先后出访非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伊丽莎白惊喜地发现她能顺利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且出于与生俱来的自信,她并不把自己的公众角色当作负担。公爵夫妇生活幸福,不久小伊丽莎白(即现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玛格丽特先后出生。接着在1936年1月20日,阿尔伯特的父亲、国王乔治五世去世,阿尔伯特的哥哥爱德华即位。
       尽管约克公爵和其他王室成员来往密切,他却和爱德华八世的交际圈不甚相熟。新国王爱德华八世似乎避开了家族成员,结交了一些地位较低的朋友,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沃利斯·辛普森夫人(Mrs. Wallis Simpson)。这位两次离异的美国女人让爱德华疯狂地坠入爱河。
       约克公爵夫妇与国王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1936年9月的一天,本该由国王出席阿伯丁医院的启用仪式,却被国王以“仍为先王服丧”为由推脱,改派约克公爵出席。然而在当天,国王却亲自驱车前往火车站迎接到来的辛普森夫人。当地报纸刊登了两张照片,关于国王的那张照片的标题是《国王陛下意外亲临阿伯丁:在车中会见客人》;另一张则拍摄下约克公爵在启用仪式上的场景。对国王作为的讽刺意味再浓不过。
       阿尔伯特和爱德华从小到大不仅是兄弟,更是亲密的朋友,而伊丽莎白婚后也一直与爱德华相处融洽。但如今爱德华八世却和他们断绝了来往。当爱德华逐渐明白他的政府和人民决不能容忍他迎娶辛普森夫人时,这位新国王决定为了所爱之人放弃王位。伊丽莎白和阿尔伯特完全震惊了,伊丽莎白希望国王能“理智些,不要抛弃他的人民,这将置整个王国于一个可怕的境地。”
       当媒体最终透露了国王的决定时,公众舆论最初分为两派,但逐渐都转向支持爱德华八世的离开。当皇室内部统一意见之后,伊丽莎白写信给玛丽王太后:“我对伯蒂抱着很大的信心,他很正直。倘若这个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他将勇敢面对。”
       1936年12月11日,爱德华八世宣布退位。他在温莎堡透过广播宣读了退位讲话。伊丽莎白写信告诉他:“我们都已从不快中解脱,祝福您能从新生活中找到快乐。”
       伊丽莎白的母亲显然被这几个月来接连发生的事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仍旧难以相信我亲爱的女儿成为了整个王国的王后。”而伊丽莎白自己则表现得很镇定:“奇怪的是我并不惧怕,我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并未恐惧”。

“比起自己,我更担心人民”
       当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时,伊丽莎白虽然表现得泰然自若,内心却止不住感慨——这个王国在1918年之后竟那么快又一次陷入战争。她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我在和平时期的最后一杯茶!我最后一次安稳地沐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大多是关于国民的——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是非观——他们将如何克服战争带来的一切?但我清楚一点,每每在危急时刻他们都能保持良好状态,这种精神值得称道。”
       在战争的黑暗时日里,王后也一样保持着最佳状态。1939年11月,在一次广播讲话中,王后提醒全国的妇女:“在战争中,我们的角色和男人们一样重要,我们有很多真正而关键的工作要做。”这次讲话大获成功,BBC的主席称赞它是“世界上最棒的广播演讲之一”。一位母亲在给王后的信中动情地写道:“您温和的声音回响在屋子里,仿佛就是您面对着我说话,让我逐渐明白了即使是一个小家庭也意义非凡。把日子过下去是多么的重要。”
       接下来的六年,王后将童年家庭所灌输的、一战经历所影响的以及皇室生活所教会的一切运用到自己职责的实行当中。她很快开始到访英国各地,视察工厂、医院、急救站、军队以及周边所有被轰炸的地方。王后的服装定制裁缝Norman Hartnell谈起王后战时的着装问题时说:“王后在那个时期总是选择柔和淡雅的服饰,烟粉、灰蓝、淡紫……这点她十分明智。她希望向人民传达宽慰、鼓舞和同情。”
       王后坚持和整个家庭待在白金汉宫,表现出对撤离伦敦避难的不屑。她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孩子们离不开我,我也不可能离开国王,而国王更不可能离开人民。”王后一方面履行职责,另一方面给予两个孩子关爱,平衡两者事实上并不容易。王后清楚战争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一种挑战,她倾尽全力为孩子们营造童年应有的欢愉环境。
       1940年9月8日,一颗定时炸弹让白金汉宫第一次正面受袭,一部分屋顶坍塌,但整体建筑未受影响。不过五天之后,国王夫妇却差点丧命。这一次是德国人的蓄谋袭击,一枚炸弹从低空落到庭院里,接着飞机对皇宫进行一连串轰炸。
       伊丽莎白王后给玛丽王太后写了一封长信,她向后者描述了防空警报拉响后所发生的事情:“我去看国王是不是已经躲进掩体。他让我帮他把一根眼睫毛从眼里弄出来,我努力尝试,而此时埃里克(国王的私人秘书)抱着一叠文件进来了。我们清楚地听到一架德国飞机的轰鸣声。我们说着‘啊,是德国的’,话音刚落,飞机发出了快速俯冲的声响,紧接着是炸弹落下的巨大刺耳声响。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只得面面相觑。”
       “我看见一大片烟尘扬起,于是我们像闪电一样冲向走廊。不一会又接连发生了几次爆炸,我们和两位侍从在走廊里待了一会儿,躲避飞溅的玻璃。一个人在这紧要关头的本能实在太奇特了。”国王夫妇决定隐瞒这次险情。即使是当时的首相丘吉尔也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得知这一切的:“幸亏当时玻璃窗是开着的,否则整片玻璃将爆碎飞溅在国王夫妇脸上,带来巨大伤害。但他们几乎从不提起这件事。”
       就在轰炸的同一天下午,国王夫妇又赶到了伦敦东部,那里遭受了数次袭击。王后十分惊骇并且深受触动:“当我们经过一条空巷时,我仿佛行走于一座死城。”人们都被疏散了,但透过破碎的窗户仍可看到照片、床等物品。这些丧尽天理的破坏让我感触很深。比起自己被袭击,我更担心人民。”
       伊丽莎白王后不止一次提到过,她很高兴皇宫被轰炸了,因为这让她能时刻想到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人们。王后曾经遇到一位妇人,后者倚靠在残存的家门上,身后的屋子已经毁于一旦,但妇人仍对王后说:“我们不会被希特勒打垮。”
       王后从广播中听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新闻,她立刻明白了这个事件的将带来什么——美国将加入反法西斯同盟。
       当胜利的消息在1945年5月8日传来的时候,数以万计的人们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前。当晚,国王、王后和两位公主首次一齐出现在露台上,向民众挥手致意。欢腾的人群无比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存在感和凝聚力。人们欢呼高喊,让国王一家一次又一次回到露台。丘吉尔评价道:“在不列颠最危急的关头,我们恐怕找不到更伟大的国王和王后了。”

长寿的王太后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伊丽莎白悲恸丈夫的离去,见证女儿成为女王,迎接儿孙们的降临。岁月变迁,但王太后的形象却难以磨灭。即使在耄耋之年,她也频频出席各种公益活动。她和蔼的微笑、机智的幽默成为了人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2002年3月30日下午,伊丽莎白王太后在伦敦溘然长逝,享年101岁。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隆重举行,40万来自英国各地和全球不同国家的民众聚集在教堂外和灵柩经过的道路两旁,向王太后道别。按照王太后的遗愿,这个仪式不仅是对她逝世的哀悼,更是对她生命的庆典。她是英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室成员。伊丽莎白王太后被英国首相布莱尔誉为英国“礼仪和勇气的象征”。《泰晤士报》形容王太后:“她在不平凡的生活中,发扬了平凡生活的美德。她让君主制亲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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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gedy of a Romanticist

2012年2月

When I finished reading The Great Gatsby, I was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city library which was nearly empty as the evening drew on. I was overwhelmed by a sense of coldness that not only came from the weather of the winter but also came from the book.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is book and the author Scott Fitzgerald before, but the story turned out to be such a enriching and profound one that truly strikes a sympathetic chord within me.

The Greatness of Gatsby

When I first read the title: The Great Gatsby, I associated it with Dickensian works –it either tells about a person goes through hardship and finally gets rid of his humble status (like Oliver Twist or David Copperfield) or satirizes those who struggle to become rich but can not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 desire for gain (as in Great Expectations or Little Dorrit). But I immediately realized, after finishing a few chapters, that this book was far more than those above. It presents a character that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 a character that is so different and complicated that can not be described in a few words.

Then I began to wonder whether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Jay Gatsby was positive or not. Superficially speaking, Gatsby is an outraged person obstinate to wrong belief and tried to realize his unrealistic dream by doing something illegal. But I asked myself more than once and found that I could not help liking him. Even if the book is called “The Notorious Gatsby”, I would still feel heartbroken for him. I believe the author was fond of this character he created, since Nick – the first person narrator that reflects the author’s view in the novel – found himself “on Gatsby’s side”. Then why do we adore him despite of all his dark side? That ques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whole book, and I try to state in an ordered way.

Gatsby has dream and ambition. It seems to be ridiculous at first glance, but it is true that Gatsby is the only one with a great ambition, and his dream distinguishes himself among others. They were the Lost Generation in the 20s. People were disoriented and careless and just wanted to “have fun”. Even Nick was not clear about what he wanted and picked up the bond business on the reason that “everyone I knew was in the bond business”. Not to mention Tom Buchanan and Daisy: the former of which “drifted here and there unrestfully wherever people played polo and were rich together”, and the latter always wondered “what’ll we do with ourselves this afternoon, and the day after that, and the next thirty years”.

Gatsby was born in a poor family, but he has great determination – he wanted to become a great person. He had been a steward, mate, skipper, secretary, and he went to the war. He did not rely on someone else but started from scratch. After falling in love with Daisy, he wanted to “give Daisy a sense of security” and “let her believe that he was a person from much the same stratum as herself”.

Gatsby sticks to his dream morally though illegally. He is a man of determination. He had plans and realized his dream step by step. He worked hard as we can see from his “schedule”. He was going after Daisy, but he did not like doing things “out of the way”. After Daisy’s marrying Tom (as she could not wait for Gatsby), he waited five years and bought a mansion across the bay where Daisy lived. Instead of rushing to Daisy’s house, he held parties every night and “half expected her to wander into one of his parties, some night”. Even after the two reunioned and expressed their love to each other, Gatsby did not ask for further more – he only wanted Daisy to tell her husband her true feeling, to which Daisy failed. That is his way of doing things: a marvel of steadiness, patience and gentility.

Some may accuse Gatsby of being a bootlegger, which I disliked in the beginning. But if he wanted to succeed, he had no other better choice. Tom said in Gatsby’s party that, “A lot of these newly rich people are just big bootleggers”. A wall isolating the poor from the rich had been erected; the poor were hardly offered opportunities of becoming rich. The society itself was unfair, and the Prohibition was sort of ridiculous from today’s perspective. Gatsby’s deeds are forgivable, if not acceptable.

Ludicrously, when we take a look at Daisy and Tom, we will find none of them obey to morality or law – especially when they framed Gatsby with the murder of Myrtle Wilson, which directly caused Gatsby’s death.

Gatsby “doesn’t want to trouble with anyone”. When Jordan Baker told Nick the intention and plan of Gatsby, there i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m:

       “Did I have to know all this before he could ask such a little thing?” (Asked Nick)
       “He is afraid, he’s waited so long. He thought you might be offended. You see, he’s regular tough underneath it all” (Replied Jordan)
       Then, when Gatsby and Nick were discussing the date when Nick shall invite Daisy to come to tea, there is another conversation:
       “What day would suit you?” (Asked Nick)
       “What day would suit you?” he corrected me quickly. “I don't want to put you to any trouble, you see.”

All the above, as well as other numerous details in the novel, show that Gatsby is not a hypocritical person; instead, he is a considerate one with “the modesty of demand” who chose a path that may hurt nobody else to realize his dream. In this society where things were done based on interpersonal exchange of benefit, Gatsby’s way is like a spring of clear that washes my heart.

Gatsby is unsophisticated. I suppose the author’s depiction of Gatsby’s smile must have left a strong impression on the readers:

       It was one of those rare smiles with a quality of eternal reassurance in it, that you may come across four or five times in life. It faced - or seemed to face - the whole external world for an instant, and then concentrated on you with an irresistible prejudice in your favor. It understood you just so far as you wanted to be understood, believed in you as you would like to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assured you that it had precisely the impression of you that, at your best, you hoped to convey.

I am deeply touched by the words above – such beautiful sentences. I tried to search in my mind whether I had the fortune to come across such smile, but I can remember none except the smile of a waiter, named Xiao Wu, whom I met twice in Penghao Theatre. When he talked to me, his eyes sparkled with a light of sincerity. I believe that the one with Gatsby’s smile on his face must have a heart of gold.

When Gatsby and Daisy had their reunion in Nick’s dwelling, we can be further convinced of his unsophistication. He behaved like a little boy: he talked in a “blank”, “hollow” way with Nick; he was “pale as death” and “turned sharply as if he were on a wire”; he sited “rigidly”, “in a strained counterfeit of perfect ease, even of boredom”. He was extremely embarrassed, nervous, frightened and awkward as a young man on the first date with his beloved one. On the contrary, Daisy, though embarrassed in the beginning, was immediately able to speak in a voice “on a clear artificial note” and sited “frightened but graceful”.

All the above make Gatsby shine like a unstained pearl among those face of greed, cynicism, bigotry, laziness and hypocrisy. He stayed true to his emotion and held on to his innocent, unsophisticated dream that arouse my pity.

“They’re a rotten crowd; you’re worth the whole damn bunch put together.” Nick’s only and last compliment best summarizes Gatsby’s greatness.

The Tragedy of Gatsby

Gatsby died tragically, with his dream shattered in vain. I consider that his tragedy is caused by himself and those around him.

Gatsby is a romantic. His romanticism almost made me weep. It was his imaginative, unsophisticated, outraged, misdirect idealism and worship that killed him.

He was originally named James Gatz, but he changed his name when he was seventeen. He thought himself as “the son of the god” and determined to become great. He had “an extraordinary gift for hope, a romantic readiness”. He spun a brightly coloured dream that had in them no touch of reality but to which he still faithful to the end.

Nick explained why Gatsby was fond of Daisy with such fanaticism:

       She was the first "nice." girl he had ever known. In various unrevealed capacities he had come in contact with such people, but always with indiscernible barbed wire between.

Until Gatsby met Daisy, he was on his way towards his goal, a goal of identity. But Daisy breathed new life to his dream – Gatsby fell in love with Daisy. His dream bore new purpose. In the end of Chapter Six, there is a sentence depicting the kiss of the two:

       Then he kissed her. At his lips’ touch she blossomed for him like a flower and the incarnation was complete.

I noticed the word “incarnation” – Daisy had become the incarnation of Gatsby’s dream. I regard it as a kind of Don Quixotic idealism: Daisy became his “mistress”, and his life all meant for Daisy. The way he treated Daisy is artistic, if not wholly as Performance Art. Do you remember Gatsby’s staring across the water at the green light on her dock?
He stretched out his arms toward the dark water in a curious way, and far as I was from him, I could have sworn he was trembling. Involuntarily I glanced seaward – and distinguished nothing except a single green light, minute and far away, that might have been the end of a dock. When I looked once more for Gatsby he had vanished, and I was alone again in the unquiet darkness.

I noticed again “the green light”. It is a symbol of Gatsby’s dream, on which he based his hopes. There is another scene when Gatsby threw all his colourful shirts in front of Daisy as a foolish but moving display of his love. That is an outburst of emotion after he waited so long and was repressed by his fear of failure. Yet he was killed by his innocent (and childish to some extent) idealism. His only fault was to set his hope and dream blindly on Daisy who was a goddess in his eyes but a shallow woman in reality. He was so unsophisticated and romantic that he was deceived in her. Then he was beaten “because of the colossal vitality of his illusion”.

Gatsby was isolated by the society. To be honest, I did not feel that sorry for Gatsby’s being shot; I think it is even better for him to die in this way than to be tortured continuously by his uncompleted dream that was once within reach. What makes me sorrow is the situation after Gatsby’s death – there were only few people on his funeral: Nick, Gatsby’s father, the minister, the man with owl-eyed glasses and some servants. Gatsby’s once “close” friends and guests all disappeared. Daisy and Nick moved to another place; Meyer Wolfsheim was afraid of “getting mixed up”; Jordan Baker did not show up either. Ludicrously, there was a man called to Gatsby’s house just in order to claim back a pair of tennis shoes. Almost none of them cared about Gatsby; none of them remembered Gatsby’s hospitality.

What about the situation before Gatsby was dead? Actually it was the same. Although luxurious parties were held through the summer nights with numerous guests attending, Gatsby was entirely unconnected with all these things he arranged with great generosity. People went there to “have fun” without being invited, making Gatsby’s dwelling an “amusement park”. Only few of them knew Gatsby, and rumors about him went around at the party. Everyone was rather free and easy with the host’s liquor and food and was concerned only about their own enjoyment, without showing any gratitude and respect to the host. They “accepted Gatsby's hospitality and paid him the subtle tribute of knowing nothing whatever about him”. I can remember Lucille, a guest at the party, tell her story of Gatsby:

       “When I was here last I tore my gown on a chair, and he asked me my name and address – inside of a week I got a package from Croirier's with a new evening gown in it…Two hundred and sixty-five dollars.”

But this Lucille, without any modesty, immediately joined the gossip about Gatsby’s background and changed her tune:

       “It’s more that he was a German spy during the war.”

It seems that a person with such hospitality and generosity was paid back by people’s mockery rather than respect. How come? It is not the Gatsby’s fault; it is the problem of the society.

First of all, that was the society where people of higher ranks tried every means to set themselves apart from those who wish to become their peers. Gatsby was an upstart, or a nouveau riche, who built himself up from nothing: no good family, no good education and no decent job. People of the higher ranks wanted to maintain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So, there was an “indiscernible barbed wire” between those of “old money” (e.g. Tom and Daisy and other guests) and the “new rich” (Gatsby); the latter could not blend into the former, even if they had large fortunes.

Second, that was the society where everyone head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towards money. It was based on money instead of true emotion and morality. They were “careless”, selfish and snobbish people. They came in flocks because of Gatsby’s money, and ran away in fear of “getting mixed up”.

As a result, Gatsby was alone. “The lawn and drive had been crowded with the faces of those who guessed at his corruption – and he had stood on those steps, concealing his incorruptible dream, as he waved them good-bye.” He said to Nick:

       “You see, I usually find myself among strangers because I drift here and there trying to forget the sad 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But he could not: no one shared with Gatsby’s sorrow or joy. People knew so little about him that he felt it is necessary to lie to gain respect and maintain the image he had worked so hard to obtain. If he did not lie, he would become an outcast from the society. That is why he lied to Nick by telling him that he was “the son of some wealthy people in the mid-west”.

“Old sport”, this phrase was always on Gatsby’s lips, bore the same purpose. It is a British slang that Gatsby selected to show that he was educated in Oxford.

Finally, his romanticism and the society pushed him towards his tragedy.

Tom and Daisy

I expect none of the readers would be fond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Tom Buchanan is a typical wealthy people who would do anything he wished. He is selfish and always tended to control others. He is a racist and was “nibble at edge of stale ideas”. He “was God knows where” when their child was “less than an hour old”. He “got a girl” in New York and wanted to hold Daisy and Myrtle at his both side (so he lied to Myrtle that Daisy is a Catholic who could not afford a divorce). But he just toyed with both of them. This hypocritical playboy even dared to upbraid Gatsby of seduction (to which point Nick was surprised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libertine to prig was so complete).He is so heartless and cruel that when Myrtle asked his help to leave the house, he turned to be indifferent. It was he that lied to Wilson that Gatsby was Myrtle’s lover and murdered her, which directly caused Gatsby’s death. Such a shameless person can only arouse my disgust.

Daisy i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person than Tom. One of my friends once said, “Daisy is a bitch!” Such dirty word should not have appeared in my article, but unfortunately I can not think of a decent word that can better summarize her character.

She has a heart of cowardice and had no will of her own. She was aware of Tom’s love affairs, but she did nothing except sticking to him. Nick commented, “The thing for Daisy to do was to rush out of the house, child in arm – but apparently there were no such intension.”

She is sophisticated, insincere and “extemporizes” with “smirk”. She knew nothing of true love; she just capitalized on others’ sincerity. She did not wait for Gatsby because “she wanted her life shaped now, immediately – and the decision must be made by some force of love, of money, of unquestionable practicality – that was close at hand.”

Her eyes were lightened up by Gatsby’s luxurious mansion. It was money that Daisy stayed with Gatsby (Even Gatsby realized that “her voice is full of money”). But Daisy finally refused to follow Gatsby, because she could not risk being set apart from the society she belonged to and becoming part of the new rich. On the same reason, she hated West Egg:

       She was appalled by West Egg, this unprecedented “place.” that Broadway had begotten upon a Long Island fishing village – appalled by its raw vigor that chafed under the old euphemisms and by the too obtrusive fate that herded its inhabitants along a short-cut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She saw something awful in the very simplicity she failed to understand.

What makes Daisy unforgivable is her reaction after Gatsby’s death. Gatsby covered for Daisy, but Daisy made herself fully unconnected with Gatsby; she had not sent a message or a flower.

Nick offered his judgment of this disgusting couple:

       They were careless people, Tom and Daisy – they smashed up things and creatures and then retreated back into their money or their vast carelessness, or whatever it was that kept them together, and let other people clean up the mess they had made…

Fitzgerald’s Techniques in Story-telling

The story is touching; this is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author’s way of writing. The followings are some examples.

First, Gatsby is in the title of the book but is not “officially” introduced to the readers until the middle of Chapter 3. He appeared with a taste of the Count of Monte Christo: mysterious that arouses the readers’ interests. The rumors about him further make us want to figure out what kind of people he is. I took notes that may show how the author did it:

       1. “You must know Gatsby” (Said Jordan Baker to Nick)
       “Gatsby?” demanded Daisy. “What Gatsby?” (Chapter 1)
       2. A figure had emerged from my neighbor’s mansion and was standing with his hands in his pockets regarding the silver pepper of the stars. (Chapter 1)
       3. Catherine “I was down there at a party about a month ago. At a man named Gatsby’s. Do you know him?” … “Well, they say he’s a nephew or a cousin of Kaiser Wilhelm’s. That’s where all his money comes from.” (Chapter 2)
       4. A chauffeur in a uniform of robin's−egg blue crossed my lawn early that Saturday morning with a surprisingly formal note from his employer: the honor would be entirely Gatsby's, it said, if I would attend his “little party” that night. (Chapter 3)
       5. “Someone told me they thought he killed a man once.” … “It’s more that he was a German spy during the war.” (Chapter 3)
       6. At a lull in the entertainment the man looked at me and smiled … “I’m Gatsby,” he said suddenly … I had expected that Mr. Gatsby would be a florid and corpulent person in his middle years. (Chapter 3)

Second, the story was told from Nick Carraway’s perspective. Everything the readers learn comes through Nick – either through Nick’s own experience or what he has learned from others. The author uses first person narration, which, to be specific, is the first person narration of a minor charact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Nick himself has his own participation in some of the events. Therefore, Nick can tell the story with his reflections, while he can maintains its mystery (He is not the witness of all the events). Some may doubt the reliability of Nick’s narration, as Nick himself is a romantic too and he quoted other sources (e.g. from Jordan). That depends on the readers, but whether to accept Nick’s view or not, the personality of Gatsby is already there.

Third, the different settings in the novel are in line with the stages of the plots, serving as foils. For example, Daisy and Gatsby’s reunion happened on the day of “pouring rain”; this gives readers a sense of imperfection and uncertainty. When the story moves to its climax – the blow-up between Gatsby and Tom over Daisy, the weather of that day is “broiling”:

       As my train emerged from the tunnel into sunlight, only the hot whistles of the National Biscuit Company broke the simmering hush at noon. The straw seats of the car hovered on the edge of combustion; the woman next to me perspired delicately for a while into her white shirtwaist, and then, as her newspaper dampened under her fingers, lapsed despairingly into deep heat with a desolate cry. Her pocket-book slapped to the floor.

That was the most uncomfortable afternoon with a suffocating heat. When I was reading through the scene, I felt oppressed, though I was actually in the cold weather. Hot weather creates a sense of tense, which intensifies the conflicts among Gatsby, Daisy, Tom, Myrtle and Wilson. It also produces despair, which adds to the tragedy of Gatsby.

It rained again at Gatsby’s funeral. Instead of “pouring rain”, this time it was “a thick drizzle” – powerless but sorrowful.

Fourth, I found Fitzgerald’s works had the same style as Eileen Chang: their novels are elaborated with decorative details. Eileen Chang always surrounded the characters with luxurious things – gorgeous dresses, fine jewels, expansive antiques, noisy and lively balls or parties – to contrast with the loneliness of the characters. It is the same with Fitzgerald.

More interesting, when we take a look at Fitzgerald’s depiction of the interior decorations of Gatsby’s house, we will find that it has a taste slightly coincide with that of Cao Xueqin:

       And inside, as we wandered through Marie Antoinette music-rooms and Restoration salons, I felt that there were guests concealed behind every couch and table, under orders to be breathlessly silent until we had passed through. As Gatsby closed the door of “the Merton College Library” I could have sworn I heard the owl-eyed man break into ghostly laughter.

Isn’t it similar to the way in which Cao Xueqin described Qin Keqing’s room?

I am sorry to bother you with this long writing. Even now, after reading the novel for over a week, I can still feel Mr. Gatsby with me. He stands around the corner looking at me with his warmest smile and whispers to me, “Thank you for trying to read my heart, old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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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详张爱玲:她用华丽装饰荒凉

2010年8月

       很难想象,像这样一个经历过人世冷漠、虚伪与自私“磨练”了的女子,会在她的一生当中不对人世抱有一副睥睨的姿态。10岁时父母离婚、后母的介入给张爱玲带来的是一种越来越陌生并且充满“变态的仇恨与虐待”的家庭生活。19岁因欧战爆发,赴英留学的梦想破灭,辗转到香港求学,她在动荡的时局中看到的是生命的卑微无助与人情的难以维系。24岁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让她“失去了爱的能力”。32岁出走香港,因经济拮据被迫以翻译工作谋生,整整十年,离她的“传奇时代”而远去,没有事业,没有婚姻,甚至没有钱。35岁到达美国纽约,解释了美国剧作家赖雅并与之结婚,接着又是“陷于庸碎生计而一事无成”的12年。47岁时赖雅去世,她开始选择闭门不出。无痕的岁月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她,包括她的传奇、她的梦想。她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的过往,只是在1995年9月9日逝世前留下了一本《对照记》。张爱玲的姿态总是被人定义为“孤傲”,殊不知这更是一种经历过世态炎凉之后的漠然与冷冷清清。
       然而毕竟张爱玲不是一个一生只遭受不幸与苦难的人,她从没放弃过亲近美好事物的渴望,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在她的文字里掘宝似地发现那么多让人又惊又喜、“心酸眼亮”的语句?童年无忧无虑卡的她有时会徜徉在祖父祖母美好爱情往事的遐想之中;母亲是那个时代女性出国留学的先驱者,她从母亲那得到了“蓝椅套配着旧玫瑰红地毯”式的审美以及“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的印象;在姑姑简约明亮的公寓里、好友炎樱的陪伴下,她观察着市井世相,享受着作品成功的喜悦。
       动荡淡漠的时代背景与那些温暖欢愉的生活片段影响着张爱玲写作的基本格调:一种“参差对照”——两种不和谐成分并置一处——那就是“乱世的苍凉”与“人性的飞扬”。命运的无端捉弄让张爱玲在面对人生与时代的宏观命题的时候总是显得麻木、讥薄,甚至刻意回避,而转向于捕捉那些微观的、感动人的诗意瞬间。“时代如此荒乱,遍布着磨难与威胁,人生亦不免短暂,但这并不妨碍生命内蕴的诗意。人生的过程就在于那些短暂的一瞬,戏剧性的一刹那照亮长长的、黯淡的磨难岁月。”因此她的作品永远是荒凉的基调与华丽美好的细节。她作品里仅有的一点爱,必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因素阻碍着爱的发展。那些人物在一小段的时光里抑或一小幕场景里,演绎着看上去孤单的、冷漠的故事。她就是用这些在旁人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小细节翻来覆去地感叹同样一种情绪,那就是对人性光辉的欣喜之情,以及对人性沉沦的无言之痛。
       可是张爱玲的一部分写作却又是带着使命感的——一种对中式文化细节的铺陈和介绍。有人会说好的文字在写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发自内心,不能带类似“使命”这样的理由,否则那样的文字便会变得程式化而不易打动人。然而张爱玲的这种所谓“使命感”却是发自内心的,因此“使命”的色彩由于感情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浓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拿中国文明当中种种在自己眼里看来亲切可爱的现象和细节,与其他文明的人们分享的渴望。这种态度可以说没有多少功利的成分。
       她可以吃着西式的奶油蛋糕,看着洋文的电影,可骨子里却离不开中国的气息。即使是她在那“透着古墓般清凉”的乌烟瘴气的父亲的大宅中感受不到一丝温暖与自由,她也只是选择离开,而不会因此深恶痛绝。她好比是一个看戏的人,坐在台下慢慢啜茶,不动声色。台上描金的袄、撒花的裙、点翠的钗,喧哗吵闹地演绎着中国人那时代相传的机智、滑稽与小小的狡诈,让她时不时会心一笑,台上的一切规则、过程以及欢喜悲哀,她都太熟悉,熟悉到一边讽刺一边爱着的程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祖父祖母的婚姻是带着一种看待“才子佳人”的浪漫眼光的。她兴奋不已、难以释怀,即使她自己看了《孽海花》之后也只是半信半疑,即使她自己也很少提及家族中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她毕生都在追求着成为林语堂那样的人——一个真正会玩文字的有骨气的人,在她的后半生中,她努力使自己用英文写作的《粉泪》成为另一部《京华烟云》,仅这一点就足以把现代人甩开去——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学了英语只是为了进华尔街的;我们可以看到,她除了在报刊上不断发表像《中国人的宗教》这样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之外,还在自己的小说中大量炫技式地铺陈着“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句——“珠罗纱帐子”、“红木大床”、“白团扇”、“青砖地上”、“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青莲色旧绸夹袄”、“水绿撒花湖纺手帕”,这些赏心悦目的字眼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张爱玲对本民族文化中美的事物的强调和呼唤。
       张爱玲有一点像《红楼梦》里的一位女子,不是林黛玉,更不是薛宝钗,而是妙玉。她用绿玉斗吃茶,把玩着分瓜瓟斝、杏犀乔这样的古玩;而张爱玲也是一样,她用笔端轻抚那些业已蒙尘的传统,吹开那些冷漠,让它们焕发出亲切的光芒。她们还有一点更相像:虽然平日里带着冷冷的神情,远远地避着人,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刻,也许是兴之所至,便会有一次情感上的爆发——妙玉选择邀上宝黛钗,取出玄墓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来烹茶,或是为潇湘枕霞二人续上近半篇幅的诗(也许在八十回后还有一次更大的爆发也未可知);写作则是张爱玲最好的选择,或是与好友长谈四五个小时。当然张爱玲比妙玉更近人情许多,她没有妙玉所谓的“架子”(在一定程度上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她更愿意从生活大大小小的角度中去获得快乐与享受。张爱玲会拿印着牡丹花的广州土布或是绣着彩凤的旧床单做衣裳,穿出去颇为得意;从一把象牙骨折扇当中看到“古东方的早晨的荫翳”;甚至她说:“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着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这些颇有一点“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的豪放与不羁。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她一直以一种尊贵的姿态活着,这就是她的心境,你说“享乐主义”也好,“小资”也罢,在那样一个乱世,她所追求的生活质量难道不必现代人所理想的更深一层吗?
       说到这里,算是说完了心中理解的张爱玲了吗?其实根本没有。相比胡兰成,这个只因为汉奸罪名和张爱玲——自己交往过的女性当中的其中一位——而出名、并且无时无刻不在给自己的过去找理由做注解的人,张爱玲一直在为自己活着,并且总是拒绝别人对自己的注解与定义,往往只是逃开,或者写一些文字作为万不得已的澄清作为排遣。像《鸿鸾禧》中张爱玲用上最惯用的手法——即写一件悲哀的事必用无数热闹喜庆的细节来反衬;而写一件热闹喜庆的事必用无数悲凉的气氛来烘托——她的生活总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然而她的人生却总是透出一股悲哀荒凉的气息。她选择用华丽装饰荒凉,不过,至少她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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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几处破绽

UIBENEWS,2010年11月

       张爱玲说她的一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对于热爱《红楼梦》的人们来说,最痛心的莫过于曹雪芹八十回后轶稿了无踪迹。同样令人难以接受的,便是通行本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性”,硬生生将曹公原稿与程高续稿(虽有争议,但本文暂且将续者定为高鹗、程伟元)组合在一起。通行本,即现今市面上流行的书籍版本。通行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一般以甲戌本(乾隆十九年抄本)或庚辰本(乾隆二十五年抄本)作为前八十回文稿的底本,后四十回则多来自程甲本和程乙本。通行本的百二十回的确保证了大多数读者阅读的连贯性(毕竟很少有人愿意读一本没有结尾的、不完整的书),但无形之中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红楼梦》是曹雪芹和高鹗、程伟元合著来的!实例表明,近百年来相当数量的人辨不出原著80回与伪续40回有什么差别,他们公开赞之“天衣无缝”;也有的说大体“一致”,个别细末或有不及,云云。近年来争议更多,某青年学者陈林扬言一百二十回是一个“整体”,甚至推翻了“续书论”;《〈红楼梦〉辨伪》一书作者张福昌先生干脆反过来肯定程高本的艺术性,同时质疑脂砚斋批语的真实性。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也许《红楼梦》作者是谁,哪个版本更有价值,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将前八十回文字与后四十回续书安排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做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著的艺术水平——张爱玲在一开始看《红楼梦》的时候,直言八十回后文稿 “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和张爱玲一开始一样,很多读者都有相似的感受。他们凭着直觉,本能地感到后四十回“不对劲”,然而究竟续稿里的哪些地方“不对劲”,读者往往又说不出所以然。
       要说出通行本后四十回具体有哪些地方“不对劲”,就不能完全靠直觉。笔者文识浅薄,不能旁征博引,但在阅读通行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系列纰漏。这些可笑的纰漏或者有悖于常识和书中习惯,或者与前八十回相缪。这些破绽可以明确地证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不属于同一个体系,后四十回在艺术水平上明显不如前文。
       笔者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的《红楼梦》作为通行本的一个例子,以下简称“人文本”。

一、 潇湘馆的窗户糊纸?
       人文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中讲到林黛玉睡觉做了噩梦,惊醒后再睡下却睡不着。第1162页有这样一段描写:“(林黛玉)正要朦胧睡去,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儿的声儿,啾啾唧唧叫个不住。那窗上的纸,隔着屉子,渐渐的透进清光来。”同页下文又写到黛玉与紫鹃的对话:“紫鹃道:‘姑娘,你还没睡着么?又咳嗽起来了。想是着了风了,这会儿窗户纸发清了,也待好亮起来了……’”这两段话都交代了潇湘馆的窗户糊的是窗户纸,这里明摆着不对头。在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有一大段描写,贾母带着刘老老(同姥姥)和众人到潇湘馆做客,看到窗上糊的纱旧了,讲了一席话,最后拿来了名贵“软烟罗”,取银红的“霞影纱”替黛玉糊窗户。另外,后面的七十九回《薛文龙悔娶河东吼贾迎春误嫁中山狼》的前半部分讲的是林黛玉与贾宝玉一同修改《芙蓉女儿诔》,这样写道:“黛玉笑道:‘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糊的窗槅,何不说 ‘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 由此可见大观园里的屋子,包括潇湘馆,窗子上糊的都是贵重的纱罗,而绝非“窗户纸”!旧时一般只有穷人用纸来糊窗户,有时形容一家子穷就说:“穷得连窗户纸都糊不上,只得喝西北风了。”因此潇湘馆窗户糊纸,完全不符合贾府的情况,大概是续者非大户出身,未经历大家气派而胡诌的。

二、 贾元春托梦给贾母?
       人文本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当中,第1210页写道:“薛姨妈道:‘(元妃)上年原病过一次,也就好了。这回又没听见娘娘有什么病,只闻那府里头几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见元妃娘娘,众人都不放心。直至打听起来,又没有什么事。到了大前儿晚上,老太太亲口说是 ‘怎么元妃独自一个人到我这里?’众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话,总不信。老太太又说:‘你们不信,元妃还和我说是:‘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先不说贾母该怎么称呼贾元春,这段情节给笔者的感觉就是续者为了照应贾元春的《恨无常》曲而强加进来的,不仅情理上说不通,与《恨无常》的意思也大相径庭。不如来看看《恨无常》是怎么写的:“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销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最后一句话中强调两点:首先贾元春托梦的对象是“爹娘”,而不是作为祖母的史太君;其次,托梦的时间应该是贾元春即将薨逝的时候。因此通行本后四十回的描写异常牵强生硬,对判词和歌曲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三、“水月庵”与“馒头庵”
       九十三回《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讲的大致内容是贾芹与水月庵的尼姑鬼混,传至外头。平儿把这件事告诉王熙凤,第1294页写道:“平儿随口答应,不留神就错说了道:‘没要紧,是馒头庵里的事情。’凤姐本是心虚,听见馒头庵的事情,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话没说出来,急火上攻,眼前发晕,咳嗽了一阵,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平儿慌了,说道:‘水月庵里不过是女沙弥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么急。’凤姐听是水月庵,才定了定神,说道:‘呸,糊涂东西,到底是水月庵呢,是馒头庵?’平儿笑道:‘是我头里错听了是馒头庵,后来听见不是馒头庵,是水月庵.我刚才也就说溜了嘴,说成馒头庵了。’凤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馒头庵与我什么相干……’”洋洋洒洒这么一大段话,续者大概想表达凤姐做贼心虚,却在这里犯下了一个低级错误。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中就明明白白交代:“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庵,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就起了这个诨号,离铁槛寺不远。”另外脂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写道:“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顽笑,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事。”此处有脂批曰:“即馒头庵。”因此水月庵就是馒头庵,这是明摆着的。倘若九十三回是曹雪芹原著的话,又怎么会犯下如此显而易见的错误呢?

四、雪雁的年龄
       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一直为许多读者称道,认为其“以乐景写哀情”,感人至深。然而,且不说语体风格是否符合原著、对林黛玉的结局是否交代合理,这一回在一个细节上透露出了续者在小说人物和时间方面的不了解。人文本第1343页写道:“说着,平儿已叫了雪雁出来。原来雪雁因这几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么,便也把心冷淡了。况且听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连忙收拾了头,平儿叫他换了新鲜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注意此处描写雪雁是一个不“懂得什么”的“小孩子家”。然而,回到黛玉进贾府的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当中有一段文字:“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亦是自幼随身的,名唤作雪雁。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根据《红楼梦》原文推断,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年龄不过六七八岁,而此处明显点出雪雁的年龄是“十岁”。综合周汝昌和其他红学家的《<红楼梦>年表》,从黛玉进府一直到第八十回,其间经历了七八年时间。换句话说,雪雁在八十回的时候已经是至少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家”了,怎么可能在八十回后还是不“懂得什么”的“小孩子家”呢?难道雪雁在这七八年时间内停止生长了,甚至还像未进贾府前那么懵懂吗?

五、“太虚幻境”出现“黄巾力士”?
       一一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出现了一段可笑的关于贾宝玉梦境的描写,叙述贾宝玉魂魄出窍,重游太虚幻境。人文本1545页有这样的文字:“那仙女道:‘胡说。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虽号为潇湘妃子,并不是娥皇女英之辈,何得与凡人有亲。你少来混说,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下文又写道:“(宝玉)见有几个黄巾力士执鞭赶来,说是‘何处男人敢闯入我们这天仙福地来,快走出去!’宝玉听得,不敢言语。”不如翻回前八十回,看看“太虚幻境”是怎样一个所在。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这么描述:“(众仙子)一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我们不知系何‘贵客’,忙的接了出来!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由此看来,“太虚幻境”是一个“清净女儿之境”,连脱俗的贾宝玉在那里都被斥为“浊物”。而“黄巾力士”专指“道教传说中一种护法降魔、力大无穷的仙吏,多听命于更高一级的神将”。既然“太虚幻境”是“清净女儿之境”,试问要“黄巾力士”何用?事实上,前八十回并未出现“黄巾力士”这样的字眼,这显然是高鹗为了与前文照应做的一次拙劣的模仿,仙女们被错误地塑造成调兵遣将、凶神恶煞的护法。第五回的贾宝玉梦游太虚境,一派浪漫诗意,历历见情;而这第二次的太虚境梦游,历历见鬼,味同嚼蜡;第一次梦游幻境的觉醒,是因与仙女谈情说爱正浓,而坠入了情魔无底洞,大呼“可卿救我!”是“情”救了宝玉;续书中的这次梦游的觉醒,是“几个黄巾力士执鞭赶来”,变了鬼怪的女人们也向他扑来,最后是元妃救了他,毫无艺术性可言。

六、鹦哥、紫鹃、珍珠与袭人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初到荣府,贾母因见她随带的奶娘“极老”,丫鬟雪雁又“甚小”、“一团孩气”,遂将自己的一名丫鬟“名唤鹦哥的与了黛玉”。第八回出现紫鹃,此后虽未交代鹦哥改名为紫鹃,但亦未交代黛玉贴身丫鬟易人,鹦哥亦未在前八十回中再次出现。由此可见,紫鹃、鹦哥应为一人。个中原因应当与珍珠改名为袭人类似——第三回交代:“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更名袭人”。因此紫鹃即原来的鹦哥,袭人即原来的珍珠。然而续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点,在八十回后数次让鹦哥、紫鹃、珍珠、袭人同时出现。例如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中,人文本第1339页有文字:“紫鹃连忙叫雪雁上来将黛玉扶着放倒,心里突突的乱跳。欲要叫人时,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时,自己同着雪雁和鹦哥等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原故。”一百回《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人文本第1375页)写道:“鹦哥等小丫头仍伏侍了老太太。”既然是鹦哥是当初由贾母身边推荐给黛玉使唤的,即便不改名为紫鹃,也没理由一直作为“小丫头”不被重视。一百一十一回《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写鸳鸯自缢之后被发现,“(琥珀)劈头见了珍珠,说:‘你见鸳鸯姐姐来着没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们等他说话呢。必在套间里睡着了罢。’……”紧接下一段着又写:“只有宝玉听见此信,便唬的双眼直竖。袭人等慌忙扶着,说道:‘你要哭就哭,别憋着气。’……”很明显,在这幕情景里,袭人“分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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