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HION
两个克里斯汀·迪奥
《迪奥的迪奥 Dior by Dior（1947-1957）》展览文本节选，中国丝绸博物馆，2019年9月
在克里斯汀·迪奥1957年出版的自传序言中，他描述了存在于内心的“两个克里斯汀·迪奥”——“公众视角之下的克里斯汀·迪奥和公众视线之外的克里斯汀·迪奥”。对于两者间的关系，他流露出些许踌躇，不确定应该将笔墨落在自己的哪一面。
公众视角之下的克里斯汀·迪奥，是法国时尚与优雅的代名词。在1947年发布的首个时装系列中，他以标志性的“新风貌”造型重塑了女性着装风格，将时尚的欢愉重新注入战后的悲怆气氛中。他与工坊及供应商紧密协作，重振了战后岌岌可危的法国时装产业，并将古典审美与传统工艺注入现代时装的设计制作中。他重构了奢侈品营销策略，成为了第一个创立供应商与经销商授权体系的高级定制时装品牌，将“从头到脚”的时尚推向世界各地市场。
然而，在如此伟大的成就背后，在公众视线之外，员工与朋友口中的克里斯汀·迪奥是一位天生害羞、低调、喜欢独处但和蔼可亲的人。他偏好“生活中简单纯粹的事物，譬如旧友间的小型亲密聚会”；他厌恶“世间的喧嚣与奔忙，以及令人措手不及的剧烈变故。” 甚至在30岁之前，他从未涉足时尚领域。
两个克里斯汀·迪奥看似相距甚远。然而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与迪奥相关的丰富藏品与文献，让我们得以走近他们，一探究竟。展览中呈现的克里斯汀·迪奥在1947年至1957年之间的逾40款高级定制时装、众多配饰、香氛与化妆品，以及设计草图与影像记录等资料，让我们愈发了解他的个人经历与美学创造，也让我们愈加认识到，这两个克里斯汀·迪奥如此密不可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培养了他对于花朵元素的热爱，以及对于“法式生活艺术”的怀旧之情；对艺术与建筑的兴趣，启迪着他对于时装廓形、剪裁与结构的探索创新；在成立迪奥时装屋前的十年业内经历，奠定了他的商业营销思维以及在业内的合作伙伴关系。
“无论喜欢与否，‘我’内心最深处的希冀与梦想，都表达在‘他’的创作中。”克里斯汀·迪奥创立并执掌迪奥时装屋仅仅持续了十年，但他在时装创作中留下的个人印记，直至今日仍旧绽放着魅力，从未磨灭。
In the prologue of Christian Dior's autobiography published in 1957, he expressed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s "handling of the problem of the two Christian Diors – Christian Dior, the man in the public eye, and Christian Dior, the private individual". He was not sure which dimension of him should be elaborated on.
Christian Dior, the man in the public eye, has been a synonym for French fashion and elegance. With the iconic New Look in his debut collection in 1947, he reshaped the way women dressed, and brought enchantment of fashion into the postwar misery. He reinvigorated an ailing postwar French fashion industry by working in close liaison with his ateliers and suppliers, and married the historical aesthetics and craftsmanship with modern dressmaking. He reinvented luxury marketing, being the first couturier to develop a licensing system for his suppliers and retailers and offering "head-to-toe" fashion to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Yet behind these grand achievements was the private individual Christian Dior. He was described by his staffs and friends as naturally shy, humble, solitary yet affectionate. He adored "the simple things of life, such as small intimate gatherings of old friends" and detested "the noise and bustle of the world and sudden, violent changes". He did not enter the world of fashion until the age of thirty.
The two Christian Diors seem to be far apart. Yet the remarkable collection and literatures from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provide us a closer look. Through over 40 couture outfits, and various accessories, fragrances and makeup, as well as sketches, photographs, and videos of Christian Dior during 1947-1957, the more we look into his experiences and creations, the more inseparable the two Christian Diors become to us. His idyllic childhood nourished his passion for flowers and a nostalgia of the French art de vivre. His love for art and architecture inspired his innovation in silhouettes, cut and construction. His ten-year career in fashion before founding his own premise built his business mindset as well as strong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industry.
"For whether I like it or not, my inmost hopes and dreams are expressed in his creations." Christian Dior's reign in the House of Dior lasted only ten years, but the mark he made in his creations has lost nothing of its magic even today.
印花蒙太奇
《Vogue服饰与美容》，2015年4月
即便希区柯克动用了大量的铺陈伏笔和惊悚悬念，《夺命索》这样一镜到底的电影也难免让人犯困，时装设计也同理可证。花朵的、几何的、具象的、抽象的、局部的、满地的、印染的、机织的……在花样泛滥又难以翻出新“花样”的当下，意识流的内核和蒙太奇的外延也开始统治了时装图案设计，混搭与拼接成为了以印花元素著称的老牌与新秀的主流玩法。然而，这股潮流并非一蹴而就，在半个世纪前那个以Match为主流的年代，图案混搭只是万不得已做出的妥协。
无论是五十年代后期的浪漫主义印花还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波普风格图案，套装的概念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衣身的印花图案强调整体性，同时与配饰的色彩及风格相搭配。可以说，六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嬉皮士运动极大地撼动了高级时装严谨典雅的正统地位，反叛自由、随意混搭的着装风格伴随着对部落民族回归自然、随意原始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被大众所实践。手镯念珠、花朵装饰、羽毛流苏、长袍披肩等着装元素被任意搭配，自然而然，民族风格繁复多变的印花图案也相互交织混杂。
1964年，《飞越疯人院》作者Ken Kesey掀起迷幻药运动，LSD和大麻催化了两种副产品：一个是迷幻摇滚，另一个是奇装异服，而身着奇装异服的迷幻摇滚乐手成为了街头、群居村和音乐节上的意见领袖。从The Byrds、The Beatles、Pink Floyd等乐队在这一时期的专辑封面、海报和穿戴装束上都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迷幻风格图案（Psychedelic Prints）:如同万花筒一般，变形夸张，风格混杂而光怪陆离。
尽管嬉皮士运动在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渐渐淡出，但是迷幻多变、斑斓交织的印花风格仍然延续了那整个十年，如同补丁一般“青黄不接”的图案拼接（Patchwork Quilts）成为了普遍推崇的印花元素设计手法。迷幻年代的伦敦时装之王Ossie Clark与妻子、面料设计师Cecil Birtwell在1970年前后联手创造了大量令人难忘的印花长裙，风格迥异的图形通过剪裁和拼接在衣身上旋转爬升，带着一股嬉皮士群体的原始冲劲。Giorgio di Sant' Angelo则将嬉皮士热衷的印第安民族风格拼接印花贯穿自己在那个时期的设计。这股风潮也席卷了上层社会和高级时装：在同一时期的Lanvin和Oscar de la Renta设计上都可窥见一斑；美国传奇名媛Gloria Vanderbilt受自己喜爱的Adolfo Dominguez印花拼接长裙的影响，将自己在纽约上东区的寓所按照同样手法进行装饰，窗帘、地板、墙面和床单上缀满大小不规则的印花布片，交织成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迷幻世界。
嬉皮士和迷幻摇滚也成为了之后不少设计师的风格标签，例如Anna Sui、Roberto Cavalli和Missoni。在今年春夏高级成衣秀场上，Anna Sui的系列让人们回想起六、七十年代的时尚缪思Anita Pallenberg和Nigel Weymouth为迷幻摇滚乐队设计的海报；而Roberto Cavalli在副线Just Cavalli的呈现上则避开一贯的狂野不羁的摇滚风格，用链条图案、雏菊和心型图案的堆叠，包裹住一位位嬉皮士少女。
散乱、残缺、突变、失重和超常是艺术设计中解构主义的特征，也是风行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设计风格关键词，譬如Peter Eisenman和Frank Gehry的建筑、Kenny Scharf的涂鸦。在同一时期的时装设计中，图案混搭和解构主义一拍即合，一方面伴随着对服装结构的拆解和重组，纹样的对齐榫合已不再是重点，例如下摆的边缘花纹可以被移至前胸；另一方面因为服装功能性的弱化，不同图案所适用的场合风格也不再被强调，例如正装条纹与民族印花的拼接是常用的手法。
高田贤三（Kenzo）和Dries Van Noten是当时日本和比利时设计师阵营里通过印花解构时装的典型代表，两者都混合了东西多元的文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再往后，Maison Martin Margiela、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秀场上也看到了大量的图案面料混搭元素。本季，Dries Van Noten的系列灵感源自十九世纪英国画家John Everett Millais的名作《奥菲利亚》里那种植物肆意共生的强大力量，艳丽条纹的方向和宽窄千变万化，具象的花朵和抽象的民族风印花随意分化，同时他还利用复杂的提花工艺将两种图案“拼接”在同一块布料上，将混搭手法运用到极致；Maison Martin Margiela将针织的红蓝条纹与不同大小和形态的日式雏菊纹样通过不同的面积比例并置一身；曾出任Kenzo第三代艺术总监的Antonio Marras也一直是混搭印花的拥趸，他在自己的同名品牌中致敬了略微偏门的意大利艺术家Carol Rama的绘画作品，并且穿插了波浪纹和波点；不按常理出牌的Thom Browne也加入了更多纹理图案丰富的面料，通过数十片布料的拼接呈现一种叵测和无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像Vivienne Westwood这样被冠以朋克标签的设计风格虽然和解构主义是两套迥然相异的语汇，但是溯其内在，却同样带着一种否定一切、打破规则的精神。Vivienne Westwood本季将洛可可风格的油画印花、花纹缎面与波普涂鸦元素印花混搭，延续了设计师挑衅而矛盾的作风。
1992年，Marc Jacobs为Perry Ellis设计的1993年春夏系列让他丢了工作，却也炒热了持续数季的Grunge风格。九十年代初风靡的Grunge Rock（垃圾摇滚）得名于泄漏的汽油与路面泥土的混合物的名字，音乐形式充满嘈杂和失真，正如Grunge风格时装那样颓废邋遢：法兰绒面料常见的格子图案、皮衣露出的印花内里、印着Nirvana和Pearl Jam乐队海报的T恤、带着反叛意味的粗条纹被胡乱地拼凑，形成一种独特的、散漫的风格。
不过，Grunge带来的面料纹理混搭马上被几年之后高级时装的极简主义转向所压制，并没有形成一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向。1994年后一直到九十年代结束，印花的混搭使用并没有在高级时装中得到新的发展，Tom Ford为Gucci设计的1996年春夏系列和Miuccia Prada同季推出带有复古风格的几何印花混搭是少有的例子，即便是这样，二者还是被九十年代的主流声音归为“坏品味”的代表。
反倒是街头时尚和高级时装愈发分庭抗礼，嘻哈、锐舞、滑板、拉斯塔法里……这些流派各异的街头潮流忍受不了极简主义的清规戒律，通过充满戏虐意味的印花表达一种解嘲和反抗。玩兴大发的动漫图案、橄榄球运动衣的动感彩色长条、迷彩、T恤上布满的Logo和涂鸦，花样纷呈的印花图案混杂在一起，也成为了不少设计师的灵感来源，Moschino和Jeremy Scott都是这样的例子。今年春夏系列中，Jeremy Scott通过卡通图案的混搭和艳丽印花布片的拼缝，让那些戴着婴儿帽、含着奶嘴的锐舞青年们又一次登上伸展台。而在Stella McCartney的系列中，可以辨认出混搭在动物斑纹图案中的Alan Moore和Dave Gibbons画笔下的“守望者”Rorschach的那张面具。
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伴随着信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浪潮，高级成衣老牌们面临着两对矛盾：老派的经典与新兴的潮流、西方的审美和全球的文化；第一对矛盾阻碍了他们面向更为年轻的消费群体，第二对矛盾阻碍了他们占领更多地区的新兴市场。在这种两难之下，1996年Christian Dior和Givenchy两个老牌时装屋聘请了具有革命精神的John Galliano和Alexander McQueen，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的折衷思维开始笼罩高级时装。在“拿来”与“杂烩”的美学原则影响之下，印花的混搭再次达到了高潮。
在高级定制秀场上，从2001年秋冬系列开始，John Galliano给Dior定下了多元文化混搭的命题，与一度擅长玩混搭的Emanuel Ungaro和Jean Paul Gaultier一道开始了长达数季的新波西米亚式狂欢。喜马拉雅和加德满都的提花图案、非洲的康茄纹样、美洲的印加几何、中国的瓷器和刺绣、印度的纱丽印花、日本的友禅染，与欧式的巴洛克卷草纹、佩兹利图案、莫里斯花草、波普卡通一起打乱拼搭，图案的杂烩并陈粉碎了不同文化的在地性。Emilio Pucci和Etro这些主打民族风格印花的品牌也从通身统一的图案转向混合和打乱，助推了这样一股新趋势。
对世界文化兼收并蓄的折衷式印花杂烩仍然影响着今天的设计师。本季，东非的马赛族是Preen by Thornton Bregazzi的缪思，马赛长袍上的红绿黄白条纹与或抽象或具象的花朵图案穿插；Thakoon从1959年的电影 《黑色奥菲欧》（Black Orpheus）中找到了灵感，影片中的热带场景让他思考着“以游客的视角来诉说异国情调”，在这个系列中既有极简的波点、条纹和几何，也有波普风格的棕榈叶图案，还有白描的热带花木；Dalmau兄弟档在Custo Barcelona的系列中再次展现了环游世界的精神，图纹的分割和填充创造出一种提炼过的异域风情。
Alexander McQueen生前最后一个系列——以海洋生物和爬行动物为主题的2010春夏系列——无疑让数码印花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受到业界的关注。技术革命往往能开启时尚的新纪元，数码印花与传统印花的革命性区别有两点：首先是直接跳过制版套色的环节，起印量和速度都不再是难题；更重要的是数码印花突破了原先可怜巴巴的套色丰富程度，细腻写实的图片得以直接打印，同时印花的混搭也不必非得通过布料的拼接甚至是复杂的嵌花提花工艺去实现，只消在电脑上预先混合好不同种类的图案，就可以直接呈现在同一块布料上。借由这种便利，印花混搭美学达到了新的高潮。
近几年，包括Prada、Etro、Ralph Ricci等一众老牌对数码印花进行了尝试，然而Duro Olowu、Basso & Brooke、Louise Gray、Mary Katrantzou、Peter Pilotto、Clover Canyon和Stella Jean这几个以数码印花崭露头角的年轻设计师品牌博得了更多眼球。在他们的系列里，纯色或者单一种类印花的造型被压缩到很少的比例，图案的分割、融合、穿插、重叠占领了他们的秀场，印花图案的复杂度和丰富度已经高到很难用简单的几个词汇进行梳理和概括。例如本季意大利新锐设计师Stella Jean的系列中就同时混杂了条纹、波点、风景画、格纹、甘蔗或是竹林图案、玉米、长颈鹿斑纹、蓝黄动物斑点图案、火烈鸟、鱼类、如同显微镜下植物细胞的抽象图案、民族图腾等十数种图案，多数复杂的印花都是借由数码技术完成。
有意思的是，在Mary Katrantzou的最近两季以及Peter Pilotto的本季系列中，尽管混搭元素仍然存在，却几乎看不到任何数码印花。Peter Pilotto对迷幻摇滚的致敬回归了传统的面料拼接方法，而Mary Katrantzou甚至放弃了印花技法，迷上了钉珠、刺绣和蕾丝等传统手工艺。在数码印花狂欢的当下做出此番“断舍离”，是否也印证了此前Suzy Menkes对数码技术“新奇而不美好”的担忧？
网布新贵
《Vogue服饰与美容》，2015年3月
取材自滑雪服和潜水衣的氯丁橡胶、来自球类运动的发泡人造皮革、户外运动常见的牛津布、水上运动必备的乳胶面料……这些带着运动细胞的面料材质已经快被设计师们玩遍了。今年春夏高级成衣系列里，曾经只能在冲锋衣和球鞋上看到的网眼面料从不起眼的辅料一跃而升成为了主角之一，也加入了Sport Luxe的行列中。
对于美式运动风格的老手王大仁，网眼元素在往季的设计中并不少见，然而本季不仅被大面积运用在Alexander Wang系列中，更在其为Balenciaga设计的系列中占到了一半以上——不过二者的灵感来源和呈现形式却截然不同。Alexander Wang春夏系列里，长跑爱好者热衷的Nike Flyknits跑鞋被模特直接“穿”在身上，绿、蓝、橙三种电光配色和通体网眼的跑鞋外观被复刻到了潜水衣廓形的紧身连衣裙上，显得雷厉风行。同样“穿”在模特身上的还有经典的Adidas Stan Smiths网球鞋，鞋后跟的一小块鲜绿色被放在了领口，通身则是白色网眼布和镂空皮革拼接的网球裙和卫衣，清新逼人。
同样的元素，到了Balenciaga秀场则背负上了更高雅的光环——网布的多边形格状图案和伸展台的玻璃格状造型，都呼应着本季的灵感来源：Cristóbal Balenciaga工作室的钻石瓷砖地板。与之相匹配的是更抽象的手法和更复杂的工艺，比如那些缎面材质钩编、点缀着珠绣的镂空网格裙。
网眼元素和轻快的运动风格总是难以分开，不少具有运动DNA的品牌和它一拍即合。以“街头部落”为主题的DKNY呈现了一些黑色透视过膝连衣裙，平衡了同系列里过于纷繁的民族印花和浓艳的颜色搭配。裙身上，大小间次排列的镂空网眼图案也充满浓浓的部落风情。Lacoste与Public School将常用作服装内里的经编网眼布运用于T恤、连衣裙甚至Polo衫的衣身上。
一些品牌尝试弱化网眼元素的街头感，追求一种“假运动，真时髦”的折衷路线。松散的粗支网眼针织是Akris与Proenza Schouler同时使用的手法，后者呈现的网眼元素似乎层次更多些，比如撞色皮革长条编织的镂空上装。以精湛剪裁著称的Roland Mouret则回归普通的珠地网眼布，呈现了一些结构复杂精妙、色彩鲜艳明快的紧身背心裙和外套。
网眼面料还能玩出什么花样？不少设计师试图剥离它的功能性，摘掉它过于“运动”的标签。你能想象Vivienne Tam的“紫禁城之梦”几乎是完全构筑在网眼面料之上吗？那些中国传统花鸟鱼虫纹样通过印花或者绣片复制在网眼布上，竟颇有些漆雕、竹编工艺和粉彩镂空瓷瓶的韵味。而Michelle Smith为Milly设计的系列灵感主要来自概念艺术教父John Baldessari那些融合了拼贴、油画和文字的、充满蒙太奇之感的作品。月白、水红、丁香紫、松石绿……印花斑斓交织的色彩因为运动面料的镂空网孔而蒙上了一层柔美梦幻的气质，如同造了一个光怪陆离又薄如蝉翼的梦境。网布上的印花也出现在了Viktor & Rolf的秀场上，不对称、立体的上装和连衣裙印着糖果色的花朵，搭配紧身的、带有荧光色带的骑行短裤和阔腿裤，不同材质、不同廓形相互混搭，亦柔亦刚。
有的设计师希望更进一步，尝试将网眼面料运用在礼服上。Emilio de la Morena用混了金银线的网布呈现了三条过膝裙，内衬闪光面料，模特们走起路来仿佛复古迪厅里必备的镜面反射玻璃球灯，炫目耀眼，也让人们领会八十年代西班牙夜店的主题设定。Alexis Mabille的设计则让人有些犹豫，网眼长袍穿在金光闪闪的比基尼外头，有点难以想象什么场合穿得上它们。
Helmut Lang：不跟时尚圈玩了
“Algorithm Style风格算法”微信公众号，2015年1月16日
如今，你在Wikipedia输入Helmut Lang，查到的描述是“艺术家”，而非“时装设计师”。
设计师不可能不考虑衣着主体的感受，甚至很多时候，衣着主体的偏好远比自己的偏好来得重要；艺术家自己就是主体，穿什么设计什么都只跟自己有关。所以，艺术家的作品往往很难在大众市场上广有商业建树，可是也只有那样的艺术品才能够像美杜莎一般，惊鸿一瞥间释放出被乘数放大的能量——这大概是我们怀念Helmut Lang2005年退隐时尚界之前的Helmut Lang时装的原因。
Helmut Lang在家乡维也纳是金融科班出身，在巴黎做的是服装设计；可是严格说来，他既不是一个遵循市场商业规律的生意人，也不是一个按服装行业规则出牌的设计师，这种艺术家的任性和Martin Margiela颇有些相似。2000年春天，Helmut Lang加入了CFDA并且同时提名年度女装、男装和配饰三项大奖，然而就在颁奖典礼开始前的一个小时主办方却被PR告知Lang因为“准备第二年春夏男装系列而遗憾未能出席”——事实上Lang当时所在纽约SOHO品牌总部和林肯中心距离也不算远——此举惹恼了包括Anna Wintour在内的美国时尚圈内人，而且这不算第一次；1998年秋冬系列发布的前一周，Lang决定取消时装秀，所有衣服拍照上传到互联网上，时装编辑们得到的是一张光盘（27年前的确是开创了先河）。Lang很早就将男女装混在同一个系列展示，因为他认为每年两季男装和两季女装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不用“Collection”（系列）形容自己的每一组作品，从1988年开始在巴黎做秀，到1997年移师纽约后，他一直延用自创的名词“Séance de Travail”（工作周期）。
为什么Lang的行事态度这么自我？好友兼长期合作的艺术家Jenny Holzer说Lang工作起来“像个野人”，他对待工作是极致投入、几近疯狂的。那么“野人”做出来的衣服究竟美在哪？《纽约客》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里，作者John Seabrook描述了他第一次知晓并试穿Helmut Lang时的经历：“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细条灯芯绒长裤，可是总觉得有些地方很特别。面料比一般的软一些，颜色也和纯黑色有微妙的差异，裤子没有打褶，高裆，收脚，侧边的口袋上加了纽扣，裤襻上的纽扣缝在里面，不起眼的白底黑字的标签也藏在里面。”在休闲风格肆虐而花样百出的九十年代，选择什么衣服出门反而比正装通行的年代麻烦许多，Helmut Lang无疑率先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不装腔作势，也不边幅散乱，像是一种“软正装”，低调冷静，平易近人。
这大概就是Lang“极简主义”标签背后的造衣哲学。Harper’s Bazaar前主编Katherine Betts形容Lang是“用Ralph Lauren做礼服和呢外套的方式在做T恤和牛仔衣”。
2005年底，位于巴黎圣奥诺雷路219号的Helmut Lang门店关闭，标志着所有Helmut Lang操刀设计的门店（主要与美国Gluckman Mayner Architects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作）从此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所属集团统一的陈列规划。
Lang的店铺可以说违背了店铺陈列设计的最基本法则——你在Lang的橱窗外根本看不到任何衣服！推开店铺的玻璃门，你会以为置身于艺廊或者博物馆中，Louise Bourgeois和Jenny Holzer的装置作品陈设在橱窗边上和其他角落里。当你边走边逛顺手想来杯香槟轻呷一口的时候，才瞬间回过神来：“咦，衣服呢？”只有走到店铺中央或者深处的一个“匣子”里才恍然大悟，原来服装陈列室和试衣间就藏在这里，私密氛围被极度强调，仿佛在告诉人们，只有能够解码Lang的设计密码的人才适合走进店铺。
服装的陈列也和其他高级成衣品牌大相径庭。在Lang曾经的店铺里，一共就四个龙门架，两个陈列男装，另两个陈列女装，价格较低的T恤、牛仔裤和昂贵的真丝雪纺裙、羊毛外套打乱悬挂。要知道像Armani这样的品牌总是利用价格歧视，恨不得为每个价格区段划分一个单独一条线，GA、EA和A/X的店铺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尽管Helmut Lang曾经分出昙花一现的Helmut Lang Jeans，但也很快被“吞”回主线里）。
Helmut Lang的店铺陈列设计思路反应了他独特的审美，然也也折射出这个品牌商业落地的困难，尤其是在大众消费驱动的当下。1999年， Lang把品牌51%的股份卖给了Prada集团，之后也与集团CEO Patrizio Bertelli在品牌运营方面产生过抵牾。2004年10月，Lang把剩下的股份也出让给Prada，并于次年1月彻底退隐时尚界。而Prada在Helmut Lang品牌连续六年亏损的情况下，于2006年3月17日宣布将其转手给Link Theory Holdings (LTH)集团。
如前文所述，Helmut Lang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设计师，也不是个循规蹈矩的生意人，2005年之后，他就把时尚藏在身后，放手追求他的艺术之路了。
这一放手真是有够彻底，彻底到在2011年纽约东汉普顿的Make It Hard展览中，Helmut Lang不惜毁掉了他的6000件珍藏服装——他所创作的雕塑由他近30年来作为时尚设计师设计的物品和服装的碎片组成。服装中的塑料、金属、皮革、毛皮和织物被工业粉碎车分解碾压，创造了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形态，让人想到龙卷风或者是钟乳石，充满隐秘而强大的力量。展览手册上赫然写着“对过去及其曾代表的差异的抹除”——2010年2月一场大火差点完全毁掉Lang纽约工作室留存的部分时装作品，于是Lang颇有“时装乃身外之物”的领悟，开始动手自毁作品。而在2009年的另一件艺术装置中，Lang联想到自己过去做时装秀的时候几乎都在后台，于是他构思了一件作品来表现时装秀第一排座位的戏剧性，也代表着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如今，Lang的艺术装置已经被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些博物馆所收藏。
那么离开了Lang的Helmut Lang时装品牌怎么样呢？2006年5月，设计师夫妻档Michael Colovos和Nicole Colovos夫妇接任品牌艺术总监，直至2014年2月。这段期间的时装系列尽管明显看到向市场妥协的踪迹，然而还是受到不少好评。纯色系、锐利的剪裁，不对称的结构、水洗单宁、腊涂层亚麻面料、做旧皮革……这些固有风格和手法也被加入了新的元素和材质。“我们从不把卖不动的衣服搬到伸展台上，”Colovos这样解释。听到这句话Helmut Lang的死忠拥趸们估计会心口一塞，不过据说他们设计的系列往往成为Saks、Neiman Marcus 和 Barneys 百货公司的销售明星，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吧。
The 'Bossy' Jason Wu
“Algorithm Style风格算法”微信公众号，2014年12月17日
怎么办，Jason Wu和Boss貌似越长越像了。
2013年6月10日Jason Wu被任命为Hugo Boss旗下的女装品牌Boss艺术总监之后，WWD对Boss之后的可能发生的改变做了个预测：
- 更多名流捧场；
- 更多前卫元素；
- 更多性感设计；
- 更多鞋包配饰；
- 更多奢华秀场。
这样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预测很容易被一一证明，也证明了Jason Wu为Boss带来的价值：
就第一点来说，Jason Wu的Boss处女秀前排坐着Gwyneth Paltrow（并且代言了Hugo Boss的新款香水）、Benedict Cumberbatch、Diane Kruger（三个月之后穿了秀场上那件冰灰色裙子出席了Met Gala）、Reese Witherspoon、Gerard Butler、Blake Lively、Adèle Exarchopoulos，这群明星在设计师谢幕的时候起身鼓掌，场面尤为壮观；隔一季的春夏系列也来了Zoe Saldana、Kate Bosworth、Justin Theroux和舒淇等等，谋杀菲林无数。
第二点和第三点，今年2月和9月，Jason分别请来给Lady Gaga和Kate Moss掌过镜的荷兰夫妻档摄影师Inez van Lamsweerde和Vinoodh Matadin，以及多媒体艺术家Marco Brambilla，推出了两部名为“THISISBOSS”的短片，配合2014秋冬和2015春夏两个系列的宣传；前一部短片在著名的Philip Johnson设计的“玻璃屋”取景，后者则跑到了多伦多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短片里的白雪旷野、迷雾森林和模特苍白没表情的面容以及现代摩登的场景交织在一起，既高冷凛冽又迷幻前卫，真是深得品牌DNA又造足话题。
秀场上，且不说前卫不前卫、性感不性感，Boss以往那些全副武装的男人婆形象是基本被换掉了，Jason的2014秋冬、2015度假和2015春夏三个系列像是递进的三部曲，告诉看客们女性主义不一定非得穿得像个男人。处女秀虽然没什么亮点，但非常适合衔接Boss的过去与未来，全素色、瘦廓形、包豪斯风格的细节，简洁而讲究；2015度假系列我们又见到了那些包豪斯风格的提花和嵌花图案，以及几件漂亮极了的女王范利落裙装；2015春夏可以看到Jason Wu的新尝试：柔和的嫩黄色、浅水蓝、薄荷绿被加进了配色方案中；几何图案的蕾丝铅笔裙和硬朗的白色衬衫裙，裙摆的长度已经由上一季的膝盖以下调整成了膝盖以上，干净又不无聊；更值得注意的是，你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女装三件套的踪影，相反地，晚装和小礼服的比例被加大，褶裥效果科技薄纱面料从塑形的呢毡紧身胸衣上垂下，薄如蝉翼，轻若无物，好看又好穿——简直可以想象明星们穿着它们出席电影首映礼，从而增加了品牌的曝光率，由这一点可以瞥见Jason Wu的商业头脑。
第四点，包袋和鞋履往往是一个女装品牌来钱最快的两条产品线。果不其然，Jason Wu一上任就宣布用品牌男鞋工厂首次推出女装鞋款，秒杀了许多女装品牌外包女鞋生产的状况；而今年推出的Berlin手袋也被许多编辑加入了It Bag的名单中。
最后一点，秀场的舞美取材于Boss德国总部办公楼的严谨的建筑风格，镜面金属幕墙和立柱与绿植元素，让人领略到后工业时代的冰冷干练又焕发生机的面貌，相比之前素白的舞台设计更有看点。
总之，对于一个大男子主义十足、二战时期又臭名昭著的老牌，Jason Wu的加入无疑是令人欣喜的，而Hugo Boss集团三个季度8.91%的销售上涨和1.96%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也更有说服力。
不过，WWD终究还是没能预测一点，就是Jason Wu自己的同名品牌在最近几季的秀场表现越来越往新东家的风格上靠，未免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还未加入Boss的Jason Wu是什么样的？我脑海里冒出这些关键词： Grace Kelly式的五十年代，Park Avenue式的精致名媛、Arthur Rackham式的小大人；喜欢运用皮草羽毛、打褶和荷叶边，也有不少刺绣、钉珠、印花和蕾丝（这虽然有些废话），还用过许多宝石色；精致、成熟、略微保守、女人味十足……咦，怎么和Boss的感觉一点也不沾边呢？
事实上从2007年春夏系列开始，每一季的Jason Wu有点像是四处停留的花蝴蝶，风格和偏好总在变化：早期的露肩内衣式芭比裙、六十年代风格双排扣大衣和连衣裙是十分保守的；中期开始加入不同的灵感，霓虹般的炫目色彩、美式休闲运动风格、艺术家KAWS的花瓣涂鸦印花，甚至是所谓的“中国元素”……也只有到2013年秋冬开始，才出现了更多的中性风格设计。
那么加入Boss之后呢？Jason Wu自己都说这个德国品牌的工作经历让他重新考量自己同名品牌的DNA，这从2014秋冬系列开始显露端倪，而在2015年的几个系列里发生了质变：大衣去掉了过多收腰设计，变成了圆肩直腰线；裙装的装饰细节少了，仍然运用丝绒材质，不过轻松悬垂的剪裁取代了过往突出身体曲线的廓形；更加抽象的印花换掉了张扬的涂鸦；内敛的石灰绿、海军蓝和驼色也取代了鲜艳的紫色与粉红。如果说过去的Jason Wu走的是Oscar de la Renta或者Carolina Herrera的路线，现在则更像是Bill Blass甚至Calvin Klein了。
不少人感到惊讶：Jason Wu被Boss“吞”掉了！我倒觉得未必，个中原因其实很复杂：
首先我认为Jason Wu是一个成名较早的设计师。作为一个2007年创立品牌而2008年就被Michelle Obama一举捧红的年轻设计师，他的设计风格尚未定型就被过早推向了聚光灯下。这位喜欢给芭比娃娃做衣服的小男生迟早会长大，近几季凝练连贯的设计风格正是成熟的标志。
其次，和很多服务于大牌的设计师一样，Jason Wu的工作也必须很拼，否则一年八个系列的工作量压力实在太大，更何况他还把部分股权卖给InterLuxe投资专卖店。这种情况之下，把东家的风格和自己的风格做一个中和——“不那么男人味的Boss和不那么女人味的Jason Wu”，是一种讨巧的做法。Boss能够带上自己的设计标签，而Jason Wu也得以强强联手。
最后，消费者也“长大了”。精致浮夸的“名媛风”被理性内敛的风格取代，这对设计的要求其实更高，“低调而不无聊”成为了设计师们面临的共同命题。
不论如何，你是不是更喜欢现在的Jason Wu？我个人的答案是肯定的。
Maison Martin Margiela：就是任性
“Algorithm Style风格算法”微信公众号，2014年12月12日
Martin Margiela是一个影子般虚无又传奇的存在。
他从未露面，你找不到任何一张他正式的公关照或者采访照。唯一一次某媒体抓拍到疑似他推开车门的的照片也受到了广泛质疑。九十年代一张时装设计师“世纪大合影里”，你能看到还没完全瘦下去的Karl Lagerfeld和还没完全胖起来的Michael Kors、打扮十分非主流的John Galliano和打扮还没那么非主流的Vivienne Westwood。然而第一排左边第一个座位赫然空着，没错，那就是给Martin Margiela留出的座位。时尚圈向来不缺标新立异，但任性得如此彻底的Martin Margiela真的赢了。
不管怎样，他的同名品牌Maison Martin Margiela可是“煞有介事”地公布过他没头没尾的个人履历：
1977-1979/80（年份有争议）：就读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
1984-1987：担任Jean Paul Gaultier的设计助理
1988：与比利时零售商Jenny Meirens共同创立Maison Martin Margiela品牌
1997-2003：担任Hermès女装设计总监
时尚圈里流传着一个鉴别编辑是不是刚入行的方法：看TA会不会把设计师误译成“梅森·马丁·马吉拉”。Maison来自法语Maison de Couture（时装屋），这跟Atelier Versace的名称构成是类似的。所以设计师叫做“马丁·马吉拉”，而他的同名品牌叫做“马丁·马吉拉时装屋”。当然搞不懂标准发音的你，也大可以跟着大部分国人简称品牌为MMM。
所谓“铁打的集团，流水的品牌；铁打的时装屋，流水的设计师”。2002年7月，Maison Martin Margiela被OTB SpA（Diesel母公司）收购；2009年11月9日，品牌正式宣布Martin Margiela的离任，接替他的是手下的设计师团队（一直到今年10月6日John Galliano确认接掌该品牌）。
我在想这可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Martin Margiela和Maison Martin Margiela的区别：前者是个任性的艺术家，而后者设计和经营服饰。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理念风格，而设计师品牌生产商品进行销售，必须在设计风格和市场偏好与实用性两极中间寻找定位。
人们常说天才和疯子一线之隔，经验告诉我们，往往只有这些才华横溢又任性妄为的人才真正创造世界的不同。还好我们有Martin Margiela。
Martin Margiela的标签之一是“解构主义大师”，他自己也说自己的作品是“将既存的服装拆解，重新定义每个部分的功能，然后再重组”。受到川久保玲、高桥盾和Ann Demeulemeester的影响，他热衷将旧衣回收进行改造，这个偏好体现于1994年开始推出的Replica系列和Artisanal产品线（后来演变成“0”号高定线）。他把一件旧衣的袖子拆下来缝在另一件衣服的大身上，再加上其他衣服的拉链和纽扣，新衣服的标签上标示着所有零部件的不同来源和生产年份；他还画出草图，教别人拿若干双长袜重新剪裁缝成一件外套；他把系列命名为Mannekin（假人模特），将绷在人台上的粗布剥下来，剪裁成马甲外套，上面还保留着“Semi Couture”的字样；他把自己十年内设计的一些衣服染色、重组，然后把霉菌撒在衣服上暴露在空气中放置，任其侵蚀出残破脆弱的姿态。
然而事实上大多数人真正愿意也能够穿上身的Maison Martin Margiela作品并不是他设计的。自品牌被收购开始，Martin Margiela逐渐淡出了Maison Martin Margiela的设计环节，把重心转向策划一些独立项目。人们热衷入手的“1”号产品线和MM6副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淡化了Martin Margiela的造衣哲学。当然换个角度，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现在看到的那些不同材质拼接的外套、不对称的翻领和下摆、“逼疯处女座”的配饰设计都成为更实穿更易流通的“风格通货”。
除了从作品到商品做了些更接地气的风格翻译，品牌调性还是跟艺术家保持了一贯任性到爆的高冷：
- 品牌最早是没有任何Logo的，只有一串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个产品线，产品属于哪条线就在相应的数字上画一个圈。一开始只有“1”，代表女装成衣，现在已经发展到23了。直到后来品牌才“很不情愿”地在数字下加上了品牌名共同构成品牌Logo。
- 所有的产品的领标都是一块白布，白布的四角是四个外露的白色针脚（最开始是四个曲别针，有一次走秀别针把模特的后背搞得血肉模糊，才“很不情愿”地改成了缝线），白布上印着1-23黑色数字。更绝的是他们还从“1”女装成衣线里分出来一个“Défilé”线（就是Runway的意思），专门推出针对秀场的女装成衣，这条线的标签干脆什么都不印，就是一！块！白！布！
- 打开品牌的官网你顿时傻眼了：六七个对话框重叠在一起，各自链接到相应的内容，混乱程度让你误以为这个牌子倒闭了官网都没有人维护。你需要翻墙才能看到品牌介绍，因为所有的介绍都被链接到他们的Facebook官方账号上（哪有这样的！）。据说早期该品牌所有与媒体的互动都是通过传真完成。
- 这是一个喜欢白色的品牌，店铺大面积的白色，商品包装是一个白布袋裹着另一个白布袋，店员也都穿着白大褂，就连店员们的脑子也都挺空白的。我曾经因为分不清“1”和“4”这两个产品线去请教三里屯北区的店员，结果她也一脸放空，给我的回答是“估计设计师忘了用过哪些数字，所以临时又找了一个数字”……（哪有这样的！×2）
当然品牌美其名曰“我们希望顾客多去关注衣服本身，不要被设计师长什么样和打哪个品牌标签所左右”，然而对于以“制造稀缺性”为内核的时尚业，这真是一招招巧妙的营销技巧——我们的东西卖那么贵，而我们的一切又那么难懂，那么买我们又懂我们的人肯定是有品位的土豪。
你要学会念她的名字：Nadège Vanhee-Cybulski
“Algorithm Style风格算法”微信公众号，2014年12月12日
今年7月24日之前，你没听说过Nadège Vanhee-Cybulski这个人是谁没关系，因为连英文版维基百科都搜不到；念不出她的名字更没关系，因为百分之六十的时尚编辑都不一定能念对。
但是从7月24日开始，你一定要学会念她的名字，因为人家已经被Hermès任命为新的女装艺术总监了。
虽然我知道你肯定默默翻了个白眼心里冒出一个大大的SO WHAT，不过能被一介老牌挖角还真说明这个人挺牛的，念对她的名字也没什么坏处：Nah-deh-ge Vah-nee-See-boo-ler-skee（据说这个姓应该用芬兰语念）。
这位今年5月刚刚度过36岁生日的“实过其名”的法国设计师被Hermès一眼看上乍一听是有些出乎意料，不过仔细研究之下真是合情合理。
首先，Nadège Vanhee-Cybulski的设计资历还是十分强大的，她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服装设计学院（le Studio Berçot de Paris，1999）、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l'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 d'Anvers，2003）以及法国巴黎时尚学院（l’Institut français de la mode，2004），主修视觉艺术、时装、戏服及面料设计。在这个看“脸”不看“名”的时代，今年许多大牌换帅更注重设计实力的，比如Jil Sander的Rodolfo Paglialunga和Theory的Louise Trotter。
其次，把她履历上曾经任职过的品牌罗列出来，你会发现她和Hermès一贯的风格还是很契合的：Delvaux（2003-2005）、Maison Martin Margiela（2005-2008）、Céline（2008-2011）、The Row（2011-2014）。虽然要等到明年3月才能看到她在Hermès的第一场处女秀，但可以预见她接任Christophe Lemaire肯定顺风顺水。
最后，Hermès历任设计师Martin Margiela、Jean Paul Gaultier与都是因为“专注个人品牌”而离开，而Vanhee-Cybulski一直为人做嫁衣，从未经营过自己的品牌，被人称为“隐形设计师”，这样的设计师既有实力，又不至于野心和风头盖过东家。
在中英文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基本脱胎于同一篇通稿的情况下，而我又抽（pái）不（bù）出（shàng）时（duì）间（wǔ）采访她，凭借着可怜巴巴的法语基础我也只能帮你八出这些料了。好在Vanhee-Cybulski在The Row担任设计总监时期的作品能帮助我们拆解她的风格路数。
Nadège Vanhee-Cybulski给The Row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细节：比如2012年秋冬系列里用水貂毛修剪出类似针织罗纹的独特肌理；2013年春夏系列里受日本画家伊藤若冲影响下的柔软、松散、层叠的面料和结构处理；2014年秋冬系列通身大面积运用的触感极佳的900克双面羊绒面料……Vanhee-Cybulski在职时期的The Row没有浮夸的炫技，廓形结构一直是大气洗练的，而细节又经得起推敲，用一位评论人的话概括就是脱离了“禁欲主义”的“极简主义”。
冷静却不无聊，理性而不匠气——这算是Nadège Vanhee-Cybulski的一个风格注解。黑白灰和裸色、厚实有质感的面料和利落的剪裁，Vanhee-Cybulski让人联想起建筑设计师Peter Zumthor那些粗犷简约而又震慑旁人的博物馆和教堂建筑设计，那些混凝土砌成的掩体建筑、未经粉刷的大面积砖墙，光与影、明与暗的交织带着一种有秩序的凛冽大气，这一切传递出一种有温度的、坚实可触的优雅。
Chill out and Dress up：2012年明星着装型录
《Fashion China服装设计师》，2013年2&3月
2012年明星们在红毯、秀场和街头的着装竞赛告一段落，而当我们把上千张照片罗列眼前对比之后，却发现太把着装当“竞赛”搏出位的明星总是比那些冷静自然地稍稍发功并保持本来面目的明星跌得更重。好比Kristen Stewart与张曼玉在这一年的着装都难以服众，但前者明显更值得诟病，原因就在于：前者在红毯上每每露出的神情是“赶鸭子上架”的万分不情愿，连她自己都不喜欢的衣服怎么让观者喜欢；而后者气定神闲自信满满，那种不在乎一切的姿态反倒让我们怀疑自己的眼光是否太刻薄。
忍不住老套地用一下雷蒙德·卡佛的句式作为小标题。并不是只要可以冠上“优雅”、“大气”这类形容词的的裙子都是红毯上的必胜利器，否则我们要“女神”就找Elie Saab；要“奢华”就找Marchesa；要“浪漫”就找Oscar de la Renta、Donna Karren和Zac Posen；要“简洁”就找Michael Kors和Stella McCartney，岂不简单？然而，以上罗列的这些品牌虽然是2012年的红毯热门，真正成就那些令人难忘的红毯造型的却十分鲜见，原因就在于我们看的是整体：第一、衣服是否“因地制宜”，是否符合着装者的气质和身材；第二、是否“无聊”，纯色的鱼尾裙人人皆可穿得，印象深刻的能有几件；第三、发型和配饰是否喧宾夺主、画蛇添足抑或南辕北辙？
Charlize Theron身着Christian Dior高级定制亮相2012年金球奖红毯，成为当晚为数不多的焦点。可圈点之处在于浪漫复古之中保留了几分率性，没有了大红唇和波浪卷发，取而代之的是相呼应的碎钻头饰、腰间别针和手包。
二月底的奥斯卡红毯上，Rooney Mara身着Givenchy2009春夏高级定制白色礼服，搭配奥黛丽·赫本式的厚齐刘海，复古但不僵硬，反而如清水芙蓉充满灵气，也凭此成为了红毯Icon新秀。Jennifer Lopez仍不改其一概的女神装扮，对黎巴嫩品牌Zuhair Murad难释旧爱，但这一次选对了裙子，不再将身材短板暴露人前。资深影后Sandra Bullock选择了一条二十年代风格的Merchesa，简洁与繁复相结合，并且明智地搭配了淡色唇彩和利落的马尾。
五月初的纽约Met Gala红毯上令人过目不忘的是Karolina Kurkova，造型师Rachel Zoe为她挑选打造的充满戏剧性的亮片礼服和头巾造型，仿若神龛中的一尊神明，光彩夺目。而China Chow凭借Jean Paul Gaultier高级定制系列中一件充满设计感的黑白灰纱质长裙，也打败了在场的诸多华服。
紧接着的戛纳电影节成为了这一年红毯最佳装扮的集聚地：范冰冰与卜柯文三度合作打造“中国瓷”造型，“衣不惊人死不休”的冲劲似乎终于征服了大多数人；Nicole Kidman穿着石榴色Lanvin单肩长裙，光彩照人；Natasha Poly摆开超模的架势，将Gucci2012秋冬系列的天鹅绒开衩长裙演绎得气场十足；Mila Jovovich用复古的发型搭配充满建筑感的Versace2012春夏高级定制，是别样的女神范儿；Barbara Palvin一件Z字纹Valentino高级定制长裙，毫不张扬却值得细细玩味。
艾美奖上January Jones身上的Zac Posen2013度假系列黑色裙装仿若烟雾水墨，而她舍弃任何配饰，搭配简洁的发型、烟熏妆和黑色鱼尾鞋，将衣服本身的气质发挥到极致。此外，剪了利落短发的Anne Hathaway似乎在红毯上走得更顺了，下半年的红毯造型无一出错。
国内其他几位女星也交出了可喜的成绩单。章子怡在国内的红毯乏善可陈，但在国外场合却发挥稳定；舒淇穿着Armani Privé2012春夏高级定制亮相香港金像奖，兼顾复古、性感与优雅，功力了得；姚晨婚后亮相某电影首映礼，穿着Georges Hobeika2012秋冬高级定制水蓝长裙，在众多红毯造型中恐怕算得上登峰造极。
如果我们武断地在红毯上秀场外街头间画一条分界线，明星们恐怕会自然而然兵分两路逆向而行：其中一拨人化着毫无瑕疵的淡妆，飞扬着未经漂染的柔发，裹着寡淡或纯色的简洁装束，她们玩的是小清新；另一拨人则毫无顾忌地顶着狂野的乱发，随手拈来各式单品混搭一身，即便要收心摆一摆女神架势，背后也扬着腾腾杀气，她们玩的是小叛逆。
2012年，空谷幽兰派坐头把交椅的是周迅，自从与Chanel对上暗号，该品牌几乎包办了这一年周迅的所有着装：俏丽的斜刘海短发、剪裁爽利的外套和短裙，配上她明媚的笑容，几乎战无不胜，对比之前的造型似乎更呈逆生长趋势。同样被Chanel“造福”的还有在戛纳电影节和艾美奖红毯上分别亮相的Diane Kruger和Emilia Clarke，犹如被拆散的并蒂兰，遥相呼应，楚楚可怜。
Taylor Swift才刚是操着吉他坐在草垛上的民谣歌手，转眼间在红毯上跳脱成一副冰清玉洁纤尘不染的样子，仿佛狸仙附身。Emma Watson则充分发挥自己的知性气质，愣是把各种五彩缤纷奇形怪状图案的裙子穿得清爽起来。
几大时装周上，高圆圆、姚晨、Angelababy和孙俪也都下了一番功夫，简单俐落又生机勃勃的造型宛若一阵清风，吹散了其他同行的其他几位女星失败着装所萦绕的阴气。
另立山头的叛逆桀骜派，领头的自然是美国的一干快餐式流行歌手，她们在2012年里的着装褒贬参半，结果是人们只记住她们那些出位的造型，而忘了她们其他正常又好看的搭配。
暗暗发功的Victoria Beckham经过多年的洗礼，同名品牌的设计算是炉火纯青，同时也解决了她出门的穿衣问题，顺便反过来帮品牌做宣传，一石二鸟。只是当我们把她不同场合的两件亮蓝色裙装或者出席北京某车展的两套造型放在一起，似乎都可以玩“大家来找茬”的游戏了；而如果把她全年的照片翻出来扫一眼，你会以为是世界各地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维多利亚蜡像摆在了一起，因为各个场合里她的拍照姿势分毫不差万年不变，令人叹服。
分立两个山头的这两大宗派里，总有一些明星想尝试反串与自己素日对立的风格，结果往往有两个：要么爬得高，要么跌得重。Kristen Stewart就属于后者，她这一年的公开亮相的着装品味实在是惊人地差，Balenciaga、Balmain、Marchesa和Erdem在她身上纷纷失灵倒戈，而她自己每每穿上这些风格不同的装扮也觉得拘束不堪，下了红毯接受采访时都迫不及待踢掉高跟鞋换上球鞋，好像古时候喜欢男扮女装微服出行却硬被禁锢在深闺琴棋书画的千金小姐，让人直想朝她喊“真难为你了”。而她其他场合的着装却告诉我们，皮衣、丹宁酷、皮靴和一头狂乱的长发才写着Kristen Stewart的名字。
然而，桀骜派的Rihanna穿起纯白色的Alexander Wang却摇身一变，化身纯净的女精灵；范晓萱的纹身和单边耳坠居然能和简单的黑色长裙优雅地共处一室；幽兰派的Angelababy、周迅和姚晨酷劲十足地打扮起来也十分上道，特别是Angelababy在巴黎时装周的两身行头，远看还以为Carine Rotifield本尊驾到，气场强大。
红毯上总是会有女星厌倦了清汤寡水，或者不屑于照搬当季伸展台造型，于是纷纷转向那些老电影老照片，试图翻出新的灵感。在千“裙”一面之中，复古造型总是十分吸睛，但是吸睛的后果往往有两个——倘若气质相符拿捏得当，不难把复古风格演绎出新的味道，博一片叫好；但如果发挥失常甚至自不量力，往往人穿衣变成了“衣穿人”，还要遭受毒舌编辑们狂喊“太超过”。
最成功的尝试恐怕要数出席2012年嫣然基金慈善晚宴的王菲。一身Yves Saint Laurent2002年春夏高级定制系列吸烟装，连鞋子一并照搬，可贵的是果断丢弃过于压抑的腰封和黑色领结，取而代之的是领口一枚别致的珠宝别针，配上鲜艳的红唇和天后本来就十分大气的面部轮廓，甩掉了所有陈腐旧套，俏丽逼人。复古搭配功力见长的还有在Met Gala红毯上身着Givenchy古董衣亮相的Coco Rocha，这套衣服造型师们唯恐避之不及，但在Coco Rocha一头渐染的粉色卷发与一双同色系缎面高跟鞋的配合之下，迎刃而解。
而同样是在Met Gala上，Mia Wasikowaska和Kirsten Dunst的复古装扮则双双失手，她们纷纷用一头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式卷发搭配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装扮，实在摸不着头脑，仿若两尊鬼娃娃。
套装式的搭配棘手危险，不如避重就轻尝试一番复古的优雅。Penelope Cruz在第84届奥斯卡红毯上身着Giorgio Armani定制的烟蓝色薄纱长裙，五十年代式的标准装扮，企图求助格蕾丝·凯利分一杯羹，这一造型被编辑们冠以“无聊”，但确实是佩内洛普近几年红毯的最佳。而Natalie Portman一袭Christian Dior波点古董裙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当然钻饰或许可以拿掉，但整体已经十分活泼。
谈及复古，不得不造访一下幽居于“不复古毋宁死星”上的李冰冰：好莱坞式大波浪或者波波头，配上深红的唇色和暗沉色调的服装，这样的造型居然贯穿了一整年，直接甩掉了身上所有青春活力。
当然复古不只意味着经典和优雅，也可能转而迈向趣味甚至恶趣味的极端，例如范冰冰和霍思燕的秀场造型。如果当事人是抱着“玩一玩儿尝尝鲜”的不在乎的心态，那么尚值得褒奖；倘若是入戏地端着“塞纳河边优雅闲步的贵妇”的架子，那么就该旁人提醒她们中毒太深了。
当我们习惯性地把目光聚焦在那些年轻敢穿的明星身上，总有一些明星前辈也在镁光灯下华丽蜕变，惊艳旁人往往更带着“乘数效应”。
Tilda Swinton不算“蜕变”，因为2012年的造型延续她一贯的特立独行的风格，与擅长立体剪裁的设计师Haider Ackermann一拍即合，无论多么构造奇怪的衣服都能见招拆招。而她在美国第18届演员工会奖上身着Lanvin白色长裙亮相，把这件裙子穿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最令人意料之外的当属现年67岁的老戏骨Helen Mirren在这一年玩的摇滚风。这一新风格在2012年年初的金球奖红毯上尚未露出端倪，她身着Badgley Mischka蓝紫色裙装亮相，即优雅得体，又展露了一丝年轻的风情。而在随后几次电影首映礼和展览开幕式上，她尝试起Dolce & Gabbana2012秋冬系列，黑色面料与繁复的金色刺绣衬托出她的女王气场，更散发出一股酷劲。
凭借《桃姐》征战各大电影奖项斩获六个影后大奖的叶德娴，在红毯上也出手不凡，尤其是在亚洲电影节和台湾电影金马奖上的两个造型，都极具看点。
反倒是一度Icon风格十足的张曼玉在2012年的打扮却令人摸不着头脑地急转直下，摇滚装扮在她身上却见不着太多精气神，配饰亦仿佛胡乱搭配，也许张曼玉正在追求如她那狂野凌乱的发型一样的潇洒与不羁。
套用一下Heidi Klum那句咒语“In fashion one day you are in, the next day you are out”，风水轮流转，谁知道沉寂多年的尖头鞋在2012年成为必备单品榜上首位。鱼嘴鞋、系带鞋、高防水台一秒钟靠边站，明星们纷纷加入“无尖头不成欢”的行列。
尖头鞋回潮的各种原因恐怕不是某位明星一时兴起而产生蝴蝶效应，而是2011年末各大品牌就已经打好了头阵：Christian Louboutin、Celine、Chanel、Valentino和Giorgio Armani等品牌不约而同地推出。而Jimmy Choo更成为尖头鞋集大成者，干脆推出各种颜色，各种鞋跟高度的尖头鞋，供众人选用。因此查阅一下2012年的红毯、街头造型，尖头鞋曝光率极高。
2012年红毯上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女星们肩上的披风——没有错，不是斗篷，而是披风。Gwyneth Paltrow、Bianca Brandolini d'Adda和刘嘉玲等都尝试一番，但是效果因人而异，可能化身傲气凌冽的神像，也可能沦为江湖味浓重的女侠。
2012年机场成为了新的战场，之前明星们那些夸张的着装与这一年的机场街拍造型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也许是明星们期盼登机后能把握分秒补补眠，因此还没上飞机就早早预备下了一切，范冰冰准备好了睡衣和床单，王菲裹好了被子，真不知这是否会成为下一年机场街拍的新趋势也未可知，但既然是机场，也许舒服开心最重要。
设想一下，如果镁光灯下的每位男星都像2012年当红美剧《猫鼠游戏》（White Collar）中的Matt Bomber一样无时无刻保持一丝不乱的发型和合身平整的外套，不知我们是该欣喜，还是该哀叹无聊。这一年的红毯上孔雀男出没频频，可喜的是他们已经变身进阶版的孔雀，没有那些从头到脚的荧光色、花里胡哨的领带丝巾或者刻意夺人眼球的夸张眼镜，取而代之的是质感与闷骚。
比如David Beckham与David Gandy，前者有妻子多年苦心经营，后者凭雕塑般的身材和多年模特累积的品位，近年在着装上四平八稳。考究的西装外套，配套的领带和口袋方巾，还有两人都偏爱的双排扣西装马甲。David Gandy搭配功力不容小觑，尤其是那件白色西装外套搭配淡水蓝色衬衣，相较他人更胜一筹。当然两位大卫素日都操着一口伦敦土腔，打扮如此得体隆重是否会被冠上“Drama King”的称号？
喜欢双排扣西装马甲的还有Jude Law，然而他总会以奇招致胜。2012年被曝光“中年发福”的他，在随后一次亮相中用Lanvin靛蓝军装质感外套化解了这场危机。
走小清新路线的是两位年轻人：Eddie Redmayne与Andrew Garfield。前者有符合自身英伦气质的Burberry做靠山，天鹅绒西装外套和水蓝色针织马甲的叠穿让人叫好；后者则能在预科生与熟男两种风格间转换自如。
Ed Westwick和Robert Pattinson无可挑剔，却也无太多可圈点之处：前者把剧集里的“新贵小大人”风格延续到了剧外，后者被Gucci包办了一切。
反倒是国内在这一年有两批黑马。佟大为在戛纳电影节上的造型意料之外地得到肯定，被评为戛纳红毯男星最佳着装，也收获了诸多时装博主的好评。彭于晏则在不张扬之中玩点小细节，配上男性气概的肤色和阳光的外形，让人不禁想点“赞”。
蜕变与新生：2012年时尚界回顾
中国丝绸博物馆“穿越—2012年度时尚回顾展”，2012年11月
这是多个时代主题并行的一年：金融危机的短暂蛰伏、Web2.0下的信息爆炸、新兴国家的崛起、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为这2012年奠定的基调是一种末世混沌的姿态还是一股冲破陈腐窠臼的新生力量？时尚界交出的答卷似乎是后者。
不知道这股风潮是否由去年下半年的热门影视剧引发，2012年春夏是一片清新灵动的二十年代装扮。《午夜巴黎》在全球院线广受欢迎，《了不起的盖茨比》联袂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凯瑞·穆里根隆重翻拍，美剧《大西洋帝国》第二季开始培养了一大批忠实观众，就连英剧《唐顿庄园》在第二季末尾都放下了爱德华七世时期端庄英挺的身段，主角们纷纷穿上了低腰线、带上了长项链，显现出二十年代时装风格的端倪。
乔治·泰勒的“裙摆效应”在当今错综复杂经济形势中恐怕已经沦为笑谈，但金融危机留下的阴影以及欧元区的经济不景气让设计师们期待摆脱喘不过气的过往，去寻求一种轻松的、无所羁绊的风格。Kate Moss那套轻薄飘逸、无收腰的婚纱便是典范——完美复刻了二十年代传奇摩登女郎Zelda Fitzgerald（作家菲兹杰拉德的妻子）的婚礼造型。
2012年春夏秀场上，设计师们也开始向爵士时代的Flapper Girls们讨教——扔掉垫肩与束腰，取而代之的是轻薄的垂坠感面料、低腰宽松的廓形、几何拼嵌的印花和充满异域风情的配饰。Frida Giannini为Gucci设计的2012年春夏系列站在了二十年代风格的风口浪尖。直筒低腰线廓形看似千篇一律，却因为金色与白色的垂片和流苏的叠加拼接，在黑色缎面上变幻出奢华的Art Deco质感，立刻受到Evan Rachel Wood、Zoe Saldana与Camilla Belle等女星的亲睐。Ralph Lauren将自己为1974年版《了不起的盖茨比》设计的戏服搬到了发布会上展出，并从二十年代的运动装及日装汲取灵感，怀旧印花、钟型帽与细条纹三件套西装都散发出禁酒令时代大西洋彼岸的独特风情，并且二十年代风格也在Ralph Laurent2012秋冬秀场上得到延续。Marc Jacobs则将极富未来感的高科技面料与二十年代复古的轮廓线条结合。玻璃硬纱、金属刺绣与荧光色塑胶质感面料配合二十年代的低腰线、及膝裙以及钟型帽，摆脱了陈旧之感。Tony Burch、Bottega Veneta、Alberta Ferretti 、Etro和Derek Lam等也都在设计中加入了二十年代元素，并在今年上半年引发了一场爵士时代怀旧着装潮。Flapper Girls们萎靡声色、睥睨一切的顽皮形象恐怕正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人们渴望逃离现实、追求自由的最真实写照。
末世心态下一场奥运盛会似乎超越了原本“更快，更高，更强”的纯竞赛意味，转而变成一个乐观精神迸发激荡的狂欢节。Giorgio Armani曾预言2012年伦敦奥运会将是最时尚的一届奥运会。在奥运会的影响下，设计师重拾对运动装的热情，运动元素席卷伸展台，这在各大时装周的2012年春夏及秋冬系列上均有明显的体现。
在今年春夏系列中，运动精神幻化成多样的表现形式，或者强调运动装的剪裁和廓形以及随意的多层穿搭；或者大玩混搭，用橡胶莱卡等面料演绎复古。无论从Alexander Wang的摩托越野女孩形象到BCBG的柔软飘逸的运动造型，又或者是Topshop Unique运动衣上的古老图腾，一切都显得酷感与新意十足。
运动元素延续到了今年的秋冬系列。Alexander Wang继续走美式运动风，用反光面料打造忍者形象；Chloé秀场上那些高领宽松的套头毛衣与底部收口的及膝裙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初期网球女运动员Helen Jacobs在赛场上的飒爽英姿；Loewe则在纯黑的棒球外套上做文章，用皮革拼贴和及膝裙重新搭配；Kenzo将重点放在配饰上，马术帽、极简腰带与短手套为柔软的面料画龙点睛；Céline借助红蓝白黑色块和线条赋予运动装新的生命；Bill Blass用蓝色调的变化拼接将美式运动装与意式优雅相结合……
除了女装的运动风格愈演愈烈，男装的运动设计也影响着男士的消费趋势，从美国市场传来消息，截止今年七月份，男士运动服饰销售同比增长了8%，达到了14.5亿美金。引起话题的还包括知名设计师们为各国奥运代表队设计的队服，包括Ralph Laurent、Hermés、Prada、Stella McCartney等纷纷加入。设计师们用运动风格挑战自己的设计能力，无论是新型面料的运用还是传统廓形的翻新都十分考量设计师们的新奇创意，这个奥运年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而众多时尚媒体在今年七、八月推出的运动专题无疑成为了这些运动风格设计在秀场之外争奇斗艳的理想之地。
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到了所谓“后科技时代”的境界——不再是冷冰冰的机械与繁杂的数据的代名词，而是变得更加有人情味，更加无声息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相机和网络的逐一升级，两三年前在Web 2.0的推动下，时尚界也演变成了时尚2.0——不再是品牌和设计师对客户的单方面影响，而是一种对时装的交互式品评。如今，高科技更是直接登上伸展台，无论是新奇的数码新品，还是面料、印花和剪裁方面的新技术。
今年最受瞩目的恐怕要数Diane von Furstenberg在九月的纽约时装周发布会上的那些Google Glass数码眼镜了。这次时装老牌与科技界巨搫和合作除了吸引科技潮人与时装精的眼球以外，更被赋予了其他意义：谷歌眼镜被用于记录发布会上的细节，最后制作出一部名为《透过谷歌眼镜看DVF》（DVF through Glass）的短片。酷感十足的数码眼镜与略带未来感的时装风格契合，而对两个品牌更是可以产生乘数的营销效果。
高科技产品登上伸展台在今年屡见不鲜。纽约时装周上，Rebecca Minkoff闭场模特手中拿着一款Stelle Jungle Audio绿色手包，外观似乎无异于一般的手包，但其实是一款可以通过蓝牙连接的随身音响；中国设计师周翔宇（Xander Zhou）在今年六月的伦敦男装周上的发布会，更是出现了与联想集团跨界推出的为新型笔记本电脑定制的个性时尚外包。科技与时尚的联姻，不仅意味着两个领域品牌之间的良性互动，更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创新”和“愉悦感”。
有哪几位中国设计师登上了四大时装周的伸展台？这似乎是国内媒体每年必备的议题。然而就今年来看，中国设计师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似乎已经从量变趋向质变。在国外办一场发布会或者自己的品牌登上国外媒体版面，已经不再是中国设计师的最终奋斗目标。近几年，中国设计师不再像以往那般刻意地承载中国文化元素，而是将骨子里的文化背景通过更加自由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进行呈现，摒弃教科书式的照搬，找到自己的独特风格，自然更深得人心。
之前许多中国本土设计师都在国外时装周上静态展等形式发布服装系列，而今年在国外做时装秀的中国设计师似乎一下子变多。简单地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今年第一次登上国外时装周伸展台并被媒体关注的中国设计师就已超过五位：吉承（Ji Cheng）于今年2月21日在伦敦发布2012年秋冬系列“禅悟”，并在9月15日发布2013年春夏系列“茶经”，将中国文化进行极简的打磨和升华；王汁（Uma Wang）今年2月26日在米兰举行了她的2012秋冬高级成衣秀，用黑、灰、棕色作为主打，通过对针织和毛呢的运用展现了不对称剪裁和随性轮廓的娴熟运用；Masha Ma在3月7日与10月3日于巴黎发布了两个系列，把运动感与女装柔美特质拿捏得恰如其分；周翔宇（Xander Zhou）6月15日在伦敦发布的2013年春夏男装系列完全以域外文化为灵感，媒体曝光率极高，同时也因与联想、GQ和沙宣的合作成为了中国品牌在国外发展的优秀案例；张卉山（Huishan Zhang）9月15日在伦敦的发布会体现了设计师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全新诠释，广受关注。
国内年轻的设计力量也十分亮眼。王在实（Vega Zaishi Wang）、上官喆（Sankuanz）和张弛（Chi Zhang）等新锐设计师也都在积极地通过国内平台和渠道交出自己的答卷。设计师班晓雪摘获国际羊毛标志大奖中国区的冠军头衔，即将代表中国赛区前往2013年伦敦时装周参加总决赛。
然而在成绩斐然的同时，这些年轻的中国设计师也将面临对自身长远发展的思考：如何从独立设计师转变为设计师品牌、如何开发并延续自身独特的风格、如何处理好品牌设计与市场营销的关系、如何增加并拓宽渠道……这些将成为设计师们与整个时尚产业亟需共同解决的问题。
今年八月里的短短一周便告别了两位伟大的人物——8月7日辞世的的Anna Piaggi和8月13日离世的Helen Gurley Brown。
Anna Piaggi因为在无数个秀场前排夸张艳丽的造型而令人印象深刻。“当来看秀的人们都因怕穿错而选择黑色的时候，她却花枝招展，”这是媒体给她的评价。然而Anna Piaggi更多地是因为对时尚评论事业的贡献而被人铭记，她在意大利版《Vogue》的专栏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时尚评论成为了Karl Lagerfeld等设计师与时尚拥趸们必读的流行圣经。
Helen Gurley Brown担任《Cosmo》主编长达32年之久，期间凭借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带领《Cosmo》杂志走出毫无特色的僵局，鼓励女性拾起外柔内刚的优良特质。
Anna Piaggi的离世让人想起今年年初在纽约时装周Joanna Mastroianna秀场上昏倒并最终送医不治的另一位“时尚潮奶”Zelda Kaplan。她在时装秀场上完美的配搭和标志性的蝴蝶造型戒指令人难以忘怀。
而就在Zelda Kaplan去世的前三天，美国传奇时尚摄影师Lillian Bassman也离开了人世。她的摄影作品擅长使用黑白色调对比，捕捉窈窕淑媛们的美丽剪影与动人瞬间，“在若隐若现的事物中看见那些隐藏的让人心碎的点滴”。而在《Junior Bazaar》担任艺术总监的时期，她的创意与品位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
令人唏嘘的还有现代时尚发型缔造者威达·沙宣（Vidal Sasson）的辞世。来自伦敦的沙宣先生改变了发型师们的剪发方式，用发型的几何线条来修饰顾客的脸型，在六十年代达到顶峰，并因此成为了美发行业的先驱和典范。
这些潮流始祖们为时尚业带来的影响和贡献引人追思，而他们的专业造诣亦难以复刻，只能寄希望于时尚界的新生力量们继承衣钵，延续他们对美的追求和热情。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Fashion China服装设计师》，2012年10月
就像每位导演都希望拥有自己的电影公司，每位有想法和野心的时装设计师也都想拥有自己的品牌。设计师圈子里有一类人，他们一方面在知名一线品牌担任首席设计师或设计总监，另一方面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几个品牌加起来一年总共得做十几场时装秀，考验的是设计师“一张口说几家话”的能力——如何区分风格、如何平衡主次、如何安排日程……
今年三月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的“Louis Vuitton-Marc Jacobs”展览一下子提醒了人们：原来这位美国鬼才设计师已经主导这个法国老牌长达15年之久。此次展览的策划者、时装撰稿人Pamela Golbin曾透露过自己的构想：“Louis Vuitton先生和他的品牌就像是一张静态的黑白老照片，而Marc Jacobs则像是一部色彩跳脱的电影。”的确，一个是规规矩矩做箱包直到1997年才第一次推出男女装成衣的、拿捏着老派腔调的品牌，另一个是涂鸦纹身荧光色不拘一格的朋克风格设计师。也许是媒体报道读得太多，这两者的结合已经不会引起人们的诧异，甚至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一个是Louis Vuitton的Jacobs，另一个是MarcJacobs的Jacobs。
1984年，Marc Jacobs和好友 Robert Duffy创立了Jacobs Duffy Designs Inc；两年之后设计了第一个由他自己名字命名的系列。他与Louis Vuitton的交集始于1992年，LVMH集团购入Marc Jacobs公司的股份，使之借力快速发展。1997年Marc Jacobs和Robert Duffy加入Louis Vuitton，前者成为艺术总监推出成衣线，后者则作为摄影总监。这个决定对于Jacobs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Louis Vuitton走了143年的奢侈品家族路线，媒体纷纷质疑Marc Jacobs的品牌风格是否与其契合——别忘了Jacobs曾在1994年因为Grunge女装系列被Perry Ellies扫地出门。
怎么来描述一开始Louis Vuitton和Marc Jacobs这两个品牌风格的差异？从两者早期的Logo和视觉元素一看便知：Louis Vuitton之前使用的是典雅的有衬线字体，而Marc Jacobs一直都用略带活泼的无衬线细体字；前者是端着架子用Monogram图案武装全身的贵妇人，后者是游吟流浪于街头的颓废小子。加入Louis Vuitton之后摆在Marc Jacobs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效仿Gucci，用天鹅绒和绸缎去延伸品牌原有的贵气考究的风格；另一种是标新立异，把个人品牌的新鲜血液注入这个高龄的品牌。九十年代时尚界风格多元化趋势愈演愈烈，老调陈腔恐怕再难提起消费者的兴趣，Jacobs于是做出了后一种选择。
不过在一开始，Marc Jacobs并不敢给Louis Vuitton带来过多个人品牌的影响，他在Louis Vuitton的第一个系列采用了十分聪明讨巧的做法。这个系列里仅有黑白灰三种颜色，也舍弃了衣服上的logo印花，但是却沿用了1860年代的灰色古董帆布行李箱作为灵感，完全剔除任何Marc Jacobs品牌的影子，单纯强调Louis Vuitton品牌的精髓。他对媒体解释道：“收敛再收敛，就像是把所有都隐匿于行李箱里。”然而在2001年， Jacobs再也藏不住张扬的个性，开启了Louis Vuitton与当代艺术家的合作项目，请来街头艺术家Stephen Sprouse推出“Graffiti”系列，这在时装界是前所未有的。公司高层认为他离经叛道，媒体质疑声不断，消费者也不买账。但是Jacobs并不善罢甘休，陆续祭出村上隆、Richard Prince和草间弥生，最终算打了个翻身仗。毕竟在这个新的时代，一成不变的品牌标签式图案逐渐被视为老派保守和虚荣暴发户的象征，唯有推陈出新才是正道。
Louis Vuitton算是借着Marc Jacobs焕发了活力，这代表着两个品牌越走越近吗？其实不然，反观两个品牌的风格就会发现Jacobs的心机：Louis Vuitton就算是再张扬再激进也都在条条框框之内——那些樱桃、荧光色涂鸦和五颜六色的Monogram图案不也还是印在传统考究的皮革之上？而Louis Vuitton伸展台上的衣服虽然尝遍夸张的部落风格、民族印花和动物纹，但什么时候见过模特穿着睡衣和布袋走秀？Louis Vuitton广告又如何能像Marc Jacobs品牌广告画像这般诡谲小众？Jacobs能深陷抄袭风波并且让自己的发布会推迟两个小时，而在Louis Vuitton何敢如此大胆？
Marc Jacobs很明白自己和东家区别，只把真正的Grunge和波西米亚式风格留给自己。他用“纽约客与巴黎”来描述Marc Jacobs和Louis Vuitton两个品牌的关系。他在巴黎和纽约各有一个团队负责Louis Vuitton和Marc Jacobs（以及Marc by Marc Jacobs）的设计，在他眼中，Marc Jacobs的品牌精神是“随心而动，不加拘泥”，个人风格浓重；而Louis Vuitton则被视为发挥商业艺术的绝佳平台，艺术性很大程度由商业性决定。
“我创造了平行的两个世界”，Marc Jacobs说这句话似乎一语双关：一是Louis Vuitton新面貌与旧历史同向而行；二是Marc Jacobs与Louis Vuitton两个品牌各有各的天地。尽管Louis Vuitton的年轻化离不开Marc Jacobs的个人风格，但这两个品牌的风格绝不可混为一谈——就好比“Louis Vuitton-Marc Jacobs”展览中，Louis Vuitton的品牌历史在第一层展出，而Marc Jacobs的设计则陈列在第二层。
去年年初John Galliano的酒醉反犹言论产生连锁反应余波不断，LVHM主席Bernard Arnault大刀阔斧作出决定，如今Christian Dior设计总监由Raf Simons取代，就连John Galliano这个品牌也被迫换帅，由Bill Gaytten接任。
Christian Dior一直是知名设计师的培养基地：从Pierre Cardin到Yves Saint Laurent，再到Marc Bohan以及Gianfranco Ferre，这些主持过Dior的设计师亦有个人品牌，但他们或者短暂停留，或者仅是对品牌原有风格进行简单延续，似乎在Dior工作时的影响力都不及John Galliano。
John Galliano成名早，创立自己的品牌也早，但是他拥有天生浪漫的气质却不具备发达的商业头脑。1984年他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毕业，发布毕业设计“奇装异服”（Les Incoyables）。这个充满戏装风格的系列反响甚佳，甚至立刻被伦敦顶尖时装店Browns的老板Joan Burstein买下。紧接着Galliano的作品登上杂志，被买手追捧，远销海外。1989年他在巴黎时装周上做了第一场发布会。九十年代中期以前，Galliano的生活好比狄更斯小说那般颠沛，财务危机不断，好在路遇贵人不断——美版《Vogue》主编Anna Wintour、客座主编André Leon Talley、Plein Sud创始人兼总监Faycal Amor、社交名媛Sao Schlumberger和众多超模朋友不断地给予支持。
在加入Givenchy和Christian Dior之前，John Galliano品牌的设计风格就已成型。他是标准的夜店爱好者，炫目的灯光、激烈的音乐刺激着他的美学，而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也奠定了纨绔不羁的设计风格。“我总是带着好奇心，仿佛我就是生活的旅行家”，Galliano出生于直布罗陀，六岁搬到伦敦，成名后转战巴黎。地中海那些贩卖香料和药材的市集、伦敦充满潮湿白垩粉的气味和湿冷的天气、巴黎充满故事的街头巷尾……这些多元文化的碰撞激荡，定性了他之后的工作与创造。回顾他九十年代初期的设计，例如Olivia the Filibustier、Shanghai lils、 Rocher Saris，但从系列的主题来看就会发现每季时装秀的风格跨度很大。他的衣服总是天马行空，用打破常规的夸张廓形、不同文化元素的混搭、炫目斑斓的色彩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拿破仑、马戏团、歌舞伎……这些元素被他翻来覆去地玩味，人们诧异巴士底监狱般的工作室竟能创造出如此精彩的作品。
1995年John Galliano直接接任Givenchy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Hubert de Givenchy。一年半后Bernard Arnault将其调任至Christian Dior。也许当时在Bernard看来，相较于Givenchy，Galliano和Dior更合拍。
Galliano怎么完成Christian Dior的答卷呢？答案似乎是“致敬”二字。纵观Galliano在Dior的历年成衣及高级定制设计，似乎他每一季都会对Dior的经典造型进行改造。Marc Bohan和Gianfranco Ferre在任的时候，Christian Dior的时装带着明显的八十、九十年代印记，而Galliano的做法则更像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处理，这一点在近几年的高级定制系列上尤为明显：2007年春夏的东瀛风、2007年秋冬的中世纪古堡、2008年春夏的亮缎、2008年秋冬的薄纱、2009年春夏的Flemish文艺复兴画家、2009年秋冬的内衣外穿、2010年春夏的马术骑士、2010年秋冬的花朵……万变不离其宗怎么看还是浓烈的五十年代风格。圆润流畅的肩部曲线、收紧的腰部和长及小腿的挺阔伞裙，每一季都像是在对New Look的致敬。即使堆叠上个人风格明显的细节，他也必须延续Dior在人们心中的优雅形象。
John Galliano自己的品牌则因为身处条条框框之外而得以保持个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充满着“拿来主义”，偏爱二十年代的颓废风格，但仍然能通过混搭和改造制造出其不意的戏剧效果。但是，正如前文所述，Galliano一年做十几个系列，还需要推广自己的香水和配饰，并且需要构想品牌的未来发展，工作压力巨大，染上酒精咖啡因和海洛因在所难免。就连Marc Jacobs都进过几次戒毒所，更何况性格更加感性的Galliano。John Galliano这个品牌如果没有东家LVHM集团的支撑，恐怕连收支平衡都难以做到。
Bernard Arnault把Galliano驱逐出Christian Dior算是大义灭亲明哲保身，Raf Simons的接手也并不令人大失所望。唯一让人们担心的是John Galliano品牌何去何从，Bill Gaytten接手的这两季着实不能令人信服：2012年春夏系列模特脸上恬淡的妆容和明显的模仿没能让人们看到Galliano的精髓；而2012秋冬系列算是给了人们惊喜，但是这更像是一个理性净化后的Galliano——他赋予服装的“刺”已经被这种更加实穿的风格所软化。
Tom Ford与Gucci的新闻旧闻似乎人尽皆知，有意思的是，Tom Ford这个品牌是在2004年他离开Gucci之后才另起炉灶的。2004年PPR集团计划掌控Gucci的设计风格，Tom Ford和风雨同舟的Gucci前首席执行官Domenico de Sole与PPR协商未果，最后做出离开的决定。
Tom Ford加入Gucci之前并未成立自己的品牌，而Gucci在Tom Ford加入之前的成衣历史既短暂也未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Investcorp集团收购Gucci后，Gucci家族黯然离场，1994年De Sole将Tom Ford提携为新的创意总监。在Gucci的十年内， Ford大刀阔斧的作为扭转了品牌原本的困境。在他接手的第一年内，天鹅绒、绸缎衬衫和金属色漆皮靴被召唤回来，赋予Gucci全新的面貌。1995年，Ford请来当时还未成为法国版《Vogue》主编的Carine Rotifeld和摄影师Mario Testino为品牌拍摄了一系列全新的广告，销售额上升，同年10月Gucci上市。1999年，LVMH集团有意增持Gucci股票，计划收购后者，Ford再次发挥了商业头脑，游说PPR集团购买Gucci股票，避免了一场被收购的危机。Ford刚加入Gucci时，品牌濒临破产；2004年Tom Ford离开时，这个品牌市值100亿美元。这期间Tom Ford还完成了对Yves Saint Laurent的收购，甚至同时担任YSL的设计总监。
Tom Ford拥有设计师和商人双重身份，对于如何进行广告营销、如何与客户沟通了如指掌。带着性暗示的广告大片拿捏得恰到好处，同时制造了话题。媒体爱用“性感”、“浮夸”、“惊世骇俗”来品评Tom Ford在Gucci时的风格。但是仔细一分析，他的每件衣服几乎都带着实穿的标签，你很难说出他的代表性作品，以至于让一些人联想到Michael Kors。无论是服装风格还是经营模式，他都给Gucci留下了一笔财富。
离开Gucci之后，Tom Ford于2005年与De Sole创立Tom Ford国际公司。此时的路怎么走？Tom Ford的战略似乎可以写进营销类课程了。首先是制造大量的话题：推出香水、新书上市、进军电影圈、亲身演绎大尺度的广告大片……媒体不但没有因为Ford离开Gucci而冷落了他，反而好奇这些新的动向。接着，Tom Ford在2007年推出男装定制系列，定位高端男士阶层，同时暗示2010年之前不考虑重新设计女装，吊足胃口。下一步是为影星和名流提供自己品牌的服装。当Daniel Craig在《007大破量子危机》中穿上Tom Ford，当Karl Lagerfeld自己也赞扬Tom Ford的西服时，这些意见领袖成为了这个品牌最好的宣传方式。2005年，Tom Ford找来Colin Firth花了五年拍摄了《单身男子》，我们不好说究竟是电影本身的精彩进一步带红了Ford的男装设计，还是他的男装设计让这部电影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而有一点Ford显现出了十足的前瞻性，就是“投资”Colin Firth——他帮后者改造了形象，而Colin Firth也十分争气接二连三地拿下诸多大奖，并且穿着Tom Ford男装走上红毯。2011年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夺得影帝的Colin Firth身穿Tom Ford礼服亮相，赢得媒体好评，而在领奖致辞中，Colin Firth也特别对Ford表示了感谢。
Tom Ford经营品牌的秘诀是多层次营销，不让自己淡出公众视线，因此他在2010年秋天重新推出女装系列时只举行了100余人的沙龙式服装秀也能引来铺天盖地的报道。从Gucci到Tom Ford，他的设计风格并没有改变太多，但却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包装出一个实力强大、众人拥趸的新品牌。“离开Gucci时，我心灰意冷，彻夜难眠，觉得迷失了自我”，而现在Tom Ford算找到了“自我”。
Karl Lagerfeld最为人熟知的头衔当然是Chanel首席设计师兼设计总监，但是这位马上就要庆祝八十大寿的设计师实际上远远要比年轻人更有精力。
Karl Lagerfeld从1962年开始做了20年的自由设计师，曾经在Mario Valentino、Tiziani、Chloe和Fendi工作过。1983年Karl接手Chanel时，Coco Chanel去世已经十年多之久。当时Chanel品牌主要靠配饰和化妆品，以及著名的Chanel五号香水，但这些都不能实现品牌的持续发展，重中之重还是得回归时装秀。Karl的厉害之处在于深得Chanel设计的精髓并能不断变化出新的模样。斜纹软呢、人造珠宝、长珍珠项链、山茶花、黑色羊毛绉绸礼服、纯白的领口和袖口、海魂衫、菱格纹、编结滚边……这些Chanel独有的元素被Karl信手捏来反复创新，呈现出来的作品从未让人们觉得老旧。
Coco Chanel在康朋街31号的公寓也成为了Karl的灵感宝库。Karl十分巧妙地抓住一些Chanel风格浓烈的符号作为发布会的主题，例如公寓里的狮子雕塑、纸质折扇和中式屏风，因此每一场发布会都仿佛是与Coco Chanel的隔空交谈。而Karl对Chanel高级手工坊的重视除了体现他对传统工艺的保护，还反映出独特的商业头脑：2002年开始，每个手工坊系列都会以特别的地点命名，这些地点Karl都有办法与Coco Chanel扯上关系，同时也是一场盛大的公关营销活动。 2009年的Paris-Shanghai高级手工坊系列的故事是Chanel公寓内的中式屏风，Karl还专门拍摄了一部“不伦不类”的短片《巴黎上海幻想曲》（Paris-Shanghai: A fantasy），短片里Chanel女士梦游中国，与文革时代的年轻人们交换外套，调侃中国发明的绗纫技术给自己的菱格纹包带来灵感。这场发布会背后实际上是为了Chanel上海半岛酒店精品店的开幕做一次大型跨文化公关活动。2010年的Paris-Byzance系列也是同一个道理——为了庆祝土耳其伊斯坦堡开设的第二家精品店。Karl对于Chanel可谓尽职尽责，商业领导能力十分强大。
Karl自己的品牌Karl Lagerfeld则是在加入Chanel翌年创立的。与Chanel品牌精雕细琢、喧闹夸张的风格不同，Karl Lagerfeld自己的品牌强调“少即是多，合身、简洁、利落，这样的风格与他德国式的审美十分契合。Karl对于自己的品牌采取的是“全面开花”的战略，跨界、跨品牌合作、产品线延伸都是常用招式。2004年11月，Karl推出Karl Lagerfeld×H&M，与快销品牌的第一次合作，所有产品两天后基本售罄；2006年12月18日，Karl宣布推出K Karl Lagerfeld，定位年轻休闲时尚，主推T恤和牛仔；此外，Karl还身兼数职：摄影师、杂志主编、电台DJ、插画家、剧装设计师、家具装置设计师……他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创意和精力去尝试每一个新的领域。
Karl Lagerfeld每年为Chanel设计八个系列，为Fendi设计五个系列，还有自己品牌的几个系列。如何能在各个品牌间分身有术？秘诀在于Karl保持着一种普鲁士的工作风格，这一点和其他设计师天差地别。什么是普鲁士工作风格，用Karl的原话解释就是“我不像别人先抓一个主题然后坐下来思考，在我眼中，设计是关于剪裁、廓形等等，我更倾向于从技术性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是先构想一个画面或选择一个场景。” Karl在每个系列的设计中发挥的主要是定下基调，设计师们递上作品请他过目，他审视细节，说出修改建议，这无形中省掉了很多精力。《名利场》时尚总监Michael Roberts评价道：“Karl不像Yves Saint Laurent那样为了追求艺术而饱受创伤，我无法想象Karl停下来坐着，然后满脑子都是‘我要为艺术献身’的想法。这不过是服装罢了。”
城市四幕剧：2013/2014秋冬时装流行趋势
《Fashion China服装设计师》，2012年9月
如果把城市变成一部戏剧，千疮百孔的路面是舞台，面目狰狞的霓虹是灯光，尖锐刺耳的鸣笛是配乐，压抑厚重的浓雾是幕布，那么戏剧情节是否就只能朝着悲剧的方向发展？不如用律动、能量与创想去激荡，去改造！不如将人性的光辉和自然的馈赠注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找寻生活中那些本初的美好，激荡一种去伪存真、化繁为简的审美追求。
给自己建造一座堡垒，抵挡住流言蜚语的侵蚀，保护住内心最真实的面目。或者干脆把城市当作一座巨大的游乐场，在热闹的街头，在偏僻的墙角，肆意地涂鸦玩乐，挥洒生命。再不然，放下黑夜的面纱，让思绪的暗流在隐秘之中涌动，让感官卸下武装，让理性无所复存，在轻轻颤栗着的美妙梦境中遨游，启程到充满幻想的离奇世界。
给人们一顶结实的夹克武装，才能保护好内心本初的柔软与天真。好比那些掩体碉堡式建筑，外表是未经处理的粗犷，内部却容得下一片细腻的小天地。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衣服也成为一座坚实的堡垒，抵挡起起落落的生活当中随时可能射过来的箭？
超大尺寸加上简约的设计，建筑感极强的立体剪裁，质朴与精细的面料拼接，创造出一种极端激进的优雅。裤装带着点男性化的腔调，方形肩部的外套搭配吸烟裤，肩部再一次被强调。各式各样的蛋形及膝裙、三种材质拼贴的双面外套将强调气场与实穿，机车夹克和大号的派克大衣被重新调整比例，连坏男生衣橱里的外套式衬衫以及夸张的纹身印花都被女生们借走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在这一季不再灵验，那些毫不咄咄逼人的厚实感告诉人们必要时出击才是最好的选择。
材质上，密实柔韧的质感、男士西装面料、双面织物、涂层丹宁布与高科技面料将占据主导。朴素的配色不意味着大面积的黑白灰，矿物质感、明暗对照、冷暖结合，这些处理使之不再单调。
电梯间冷冰冰的金属墙壁、未经粉刷的大片水泥墙、巨大而简洁粗犷的掩体式建筑……冷峻的气质和利落的线条，像一记重拳捶打在这个混沌虚空的时代之上。建筑设计师Peter Zumthor那些粗犷简约而又震慑旁人的博物馆和教堂建筑设计、装置艺术家Chapuisat兄弟对原始材料的偏爱和对后极简主义的玩味、家具设计师Philippe Nigro创造的坚实简洁的作品，这些设计界提炼出的风格质感将被移植到服装中。再也不是浮华虚饰的表面，而是强而有力的男性气概，甚至是带着一丝不羁的Rude Boy形象。一种坚实可触的优雅由此诞生：夹克、拉链和链条将被强调；工装裤、马丁鞋、防雨大衣和短夹克叛逆的装束远离伸展台许久，这一季将强势回归；加大的尺寸唤醒了那些干净利落、结构感极强的阳刚风格。
萧肃、苍凉的色调带着曝露风霜之感，像是丝毫未经处理的水泥和砖墙；黑色、驼色、深咖啡和油蓝色的搭配让人回想起2010年秋冬令人难忘的Prada。在材质上，粗羊毛、毛毡和粗呢这些触感厚实的面料将会让人爱不释手。
黑与白充满爆发力的碰撞，加上灰色的过渡和煤油蓝的点缀，冷峻的气质在颜色的运用上得以强调。
多种灰色的叠加将会是设计师的着力点：羊毛毡本身的浅灰色好像碉堡式建筑裸露的砖墙，日晒雨淋还是一样冷静地曝露于空气中；地砖的深灰色和马路的沥青色增添了层次感；如雾气弥漫般的灰粉色充斥其间，像老式黑白电影一样神秘。满眼的灰色并不是为了渲染原本已经无以复加的压抑，反倒在严酷的冬季寒意中，带来厚实坚固如堡垒般的温暖和安全感。
当然，灰色并不能统治一切。午夜蓝与黑色交织，棕灰色搭配石板色，棉布白与炙红色相得益彰，显现出沉稳的力量。煤油蓝的冷色调，仿佛城市高楼罅隙里偷偷探出脑袋的精灵，与棕色、驼色搭配是十分值得称赞的配色；小面积出现的闪亮的暖色系又调和了过于朴素单调的灰黑色，给秋冬季节注入一丝温暖。
被嘈杂和繁乱包裹着的城市里，思想被囚禁在清规戒律之中的人们忍受着快节奏与高压力的袭击。泛滥的信息交织成一支狂想曲，充满戏虐意味地移植到印花上，成为都市人对周遭环境的一种解嘲和反抗。
密集覆盖的细线犹如现代装置艺术当中频繁出现的一组组电网，在一片漆黑之中闪耀着静谧的幽蓝光。线条的走向、疏密以及线条之间的角度提供了可供演绎变换的空间。连墙接栋的住宅楼外表面那些窄小的窗户阳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密集壮观的“栅格墙”，亦仿佛是悬疑电影中从快速坠落的老式电梯中看到的景象。纵横交错的道路、斑马线、楼梯的横竖条纹延伸出无穷无尽的空间，倾斜度不同的横线组合成独特的纵深感。暗黑色背景上的亮色纹案好似刻意镂空，充满着律动与节奏。螺丝钉、螺母、链条，这些工业时代之下的金属小零部件被转化成朴素布料上闪着金属色泽的圆形亮片、方形装饰细珠。几何形状的裂变叠加，以及法国设计师Bouroullec兄弟那些架构精准的置物架也为这一季的印花注入了灵感。线的错综分布构成了繁复的几何图案，将平面无止尽而又富有秩序地进行分割变化。
“乐活精神”在这一季的女装蔓延开来。原本的享乐主义中夹杂进乡村风格和朴素事物的影响，纯手工的Home-made才是新时代对奢华的追求——一种温和的奢华焕发出对朴素事物的独特审美，好比工序繁复、做工精湛、质感上乘的木艺作品，讲究却不张扬。
手工至上的精神引燃了将羊毛材料付诸不同形态的决心：羊毛和蕾丝相结合，拼贴、格纹、提花和刺绣让羊毛厚呢外套和针织衫焕然一新。家中的日用织品柜带来的灵感成就这一季花卉花边、蕾丝、印花棉布及丝绸等各种材质的叠加。乡村碎花长衬衫侵入我们的衣橱，仿佛把春天的烂漫萌动带入瑟瑟冰冷的冬季。“农场主女儿”的缎布连衣裙给满是粗呢质感的懒散世界注入活力。
各种柔和而诗意的色彩汲取自大自然：闪耀着冬季光芒的浅木色携着清淡柔和的灰粉色跃然于天然的羊毛面料上；泼墨般的暗绿和青苔般的碧绿昭示着秋天般暗流涌动的活力；烂漫于原野上的花朵，陈旧的玫瑰与枝桠上停留的绿烘托出一种迟暮之美。在材质上，马海毛、粗花呢、法兰绒和毛毡，这些柔软、绒质蓬松的女性化面料的处理将从英格兰刺绣和普罗旺斯绗缝中得到启示。
“都市农夫”们迫不及待地拾起陈旧但考究的腔调，对于他们来说，抛去铺张无聊的装饰，留下最本初的时髦才是值得推崇的。一切回归最原始简单，却又不乏仔细琢磨推敲，这即是他们的信条。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髦就是一张白纸或者一杯白开水，对细节趣味性的追求仍然重要，并且对环保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因此一种结合现代都市与质朴乡村的新的风格愈演愈烈。网路上素食主义者和有机蔬果爱好者们欢聚一起，城市楼房的屋顶上也被开拓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耕地，纽约布鲁克林那些以原始手工艺为招牌的店铺正广受欢迎。一股清新的回归本真风潮逆流在城市的每个缝隙。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时装也变得平易朴实，把哗众取宠的精力用在细节上的吹毛求疵。精细的剪裁、优质的面料、精美的针织衫、亨利领恤衫、三粒扣窄领粗花呢外套都将会为人们所看重。草绿、马棕、熟褐、墨蓝这些沉淀过的各种不喧闹的色彩成为这一季的宠儿。对面料质量的要求将会提高：防水羊毛面料、有弹性的法兰绒、密纹布都会被大量使用。
深山丛林的参差古木，浓雾下的广阔原野，田间地头散落的稻穗，盘根错节的树干上偷偷钻出来的嫩芽……活在都市里的园丁们心中所向往的原始大自然在衣服上苏醒过来，各种色彩交织成一首虔诚膜拜的颂歌。
自然带来的色彩有一种特殊的“亲肤感”，紫红色甘蓝和甜菜根、褐色欧楂果、金黄南瓜、胡萝卜、紫色茄子，这些别致可爱的蔬果色彩汇聚成了独特的秋冬色调彩虹。硬木色、烟紫、赭石、淡珊瑚色、芥末黄、象牙白、棕色、月蚀色、海洋绿……这些名色彩在脑海中铺陈开，一股清新的微风拂面而来。
对木艺手工的狂热崇拜给予了被人们遗忘的原木色系和皮革色彩一次光荣的重生。蒙灰的、暗调的、淡的和鲜亮的，大地之神在用他的画笔不断地调和变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田园，“种豆南山下”是心中理想的生活状态。乡村风格不仅仅只停留于浅层次的小碎花，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入了一场盛大的嘉年华。寂静淳朴的乡村，那些用料简单却做工精湛的原木家具、在棉麻质地素色布料上的淡雅刺绣、农夫缎纹棉毛呢的独特纹理、原始而独特的茜草颜料扎染，都在朴素之中显出考究。
远离车马喧的亚米希人活在自己云淡风轻的质朴世界之中，以纯素的服装风格向世人们宣示他们对世俗标准的轻蔑。精细的单色刺绣，故意做留白处理的未完成感，纤细的深色线条在麦色、铜绿色与白色的面料上展现出一种恬淡的优雅。麻质布料贴嵌的金属箔突破了往季印花的风格，充满原始感的材质闪耀着低调的时髦。藤条编织所特有的十字形、Z字形和曲线纹路，以及运用阴影刻意制造出的立体浮雕感十分有趣。粮仓棚屋屋顶散落的木条也让设计师灵机一动，细长木条排列交错的棚屋屋顶以及木头本身的纹路有着独特的肌理。不拘一格的水彩手绘图案，粗犷的线条和配色裹挟着一股自然和野性的气质。民族风的连续纹样横条组合在这一季有了延伸——黑色或米白色麻质布料上的彩色羊毛毡色块拼贴、Z字形彩色丝线的刺绣，以及粗犷的彩色图样。
经历过秋天的丰收，稻麦谷粒、药草、蔬果这些尽显生机野趣的图案也加入到了乡村风格的狂欢，而麦梗、稻叶纤细坚韧的形态本身就十分具有装饰性。蔬果多彩的颜色以及秋天成熟的色调让印花舞出色彩的鲜活与曼妙。
时髦慵懒的都市居民每天正逐渐被单调乏味的生活状态所笼罩，他们正希望用妙趣横生的创意填补每个阴冷的城市角落。色彩和纹样的缤纷将一种乐观幽默的心情带入人们的生活中。眼花缭乱的街头波普涂鸦把创意肆意挥洒到这一季的伸展台，让设计师们玩心大发。工业塑料和街头涂鸦的那些饱和度极高的颜色以一种嘲讽的姿态高调袭来。
五十年代末开始，时尚拒绝被拘谨的优雅所裹挟。六十年代明亮跳脱的色彩、七十年代混杂着英式优雅与街头流行的独特设计，以及八十年代的热闹的着装风格，再次被设计师们改造。冬日里四周压抑的深沉色调以及厚实布料让人喘不过气来，不如求助六十年代复古的滑雪衣装束来为萧肃的心情找个发泄点，让那些带着几何波普图案的滑雪装束将把自己带回温暖舒适的雪山小屋。充满律动的时髦优雅带着些许七十年代的风潮，David Hicks式风格的墙纸图案被巧妙地运用到提花、毛葛和塑胶感面料之上。七十年代的预科生风格被演绎得更加俏皮，英式女生校服通过不同的尺寸廓形及颜色将被改造一新，多彩的菱格提花针织、针织西装外套搭配百慕大式短裤及几何图案的长袜。而“Y一代”无拘无束的风格也被发挥在时装上。派克衣和尼龙质运动服从街头汲取灵感，被演绎得更加年轻，丹宁等结实布料与陈旧感绒布将结合一起，让人们做回“有教养的嬉皮士”。
也许正是出于对当今高压环境的自我觉醒和反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迸发出来：把工作和金钱的条条框框丢进碎纸机，来换回友谊、乐趣和消遣。人们不再梦想着成为乌烟瘴气交易所里、见证钱来钱往的交易员，而是希望成为生活上的玩家。
好比法国街头艺术家Space Invader那么能玩，他把同名的《太空入侵者》经典街机游戏里的图案绘制在曝露的墙体之上。再比如那些街头的跑酷爱好者们，把长椅、路障当成了他们的运动场。街头的运动充斥着力量，鲜活地表达着生命。拳击格斗、滑板、街头篮球，年轻人们敢爱、敢玩。
这种风格游离在乖巧的预科生穿着与酷劲的街头运动装束之间，糅合了讲究的时髦与随性的张狂。因此并不是意味着造型漫无边际，而是将各种活泼的材质和色彩这一季使用在简单干净的设计上。尺寸的大小产生对比，运动服风格与都市风格相结合，平凡的衣料也被妙趣横生的印花点亮。在颜色上，八十年代的运动风格鲜亮配色被处理得活泼但不刺眼。在材质上，咔叽布、丹宁、尼龙、多色混织、灯芯绒上的亮皮拼贴都显得十分年轻化。
预备，冲啊！一组明亮的色调冲撞迸发出惊煞旁人的炫目，仿佛在召唤我们走出乏味单调的生活，卸下平日的武装，放下心防，忘记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的热情和痛快之中，化身赛场上的Superhero。灰色调秋冬季节的寒意立刻被能量与活力驱散，明亮浓烈、跳跃活泼的色彩仿佛使人们回到夏天。
色彩的配搭致敬八十年代的运动风潮，吸引眼球的同时激活每颗细胞中的正能量。山地自行车和拳击手套的亮红、篮球的橘褐色、跑道的砖红色、足球场和高尔夫球场的草绿色，以及象征健康的粉红色，都将被大量运用。这一季的运动色系不会被简单化呈现，而是通过各种有趣的处理来表现：明亮的鲜红、亮蓝被毛绒玩具身上柔和的粉红和嫩绿中和；几种原色与灰色调色彩碰撞，仿佛死气沉沉的水泥墙面上的绚丽涂鸦。
六十年代那些明快的色彩和八十年代街头毫无顾忌的张扬碰撞出了无穷的可能性。这种肆意挥洒的节日精神强调的就是“敢玩”：老旧的壁纸图案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易拉罐包装上俗艳的图样和色彩也能被重新改造。低调冷静的颜色被那些不同寻常的图案、充满运动感的撞色条纹和清新俏皮的糖果色块注入了活力。
灰色暗调的秋冬感被明亮清新色彩的印花所调和。斑马、贵宾犬、泰迪熊填充玩具被搬上了布料，成就童心未泯的风格。糖果色的各种图案让每个人的心情都被点亮。
原本略显无聊的菱格和方格也在这样乐观的心情之下变得活泼起来。菱格中填充柔美浪漫的花朵印花，或是有透明度的彩色菱格覆在印花之上，甜美之中透着动感和率性。格纹也被各种鲜亮的色彩冲撞出新意，荧光色的线条和几何图案穿梭点缀其间，格纹瞬间呈现出年轻姿态。
八十年代的运动风格造就了这一季鲜艳色块和酷劲线条的大胆运用。复古陈旧的纹样印花之间穿插着橄榄球运动衣上的动感彩色长条，街头感十足的闪亮几何、锯齿图案和闪电形状充满狂热的律动感。而插画家们信手涂鸦的黑色曲线、波点和斑纹配上糖果色使整个秋冬焕发生气。
经过新浪漫主义的洗礼，一种巴洛克风格审美让我们沐浴着绚烂多姿的极光，一场如梦似幻、逃离现实的旅行即将展开。十九世纪哥特文学小说里的某个的夜晚，女主人公悄悄走出房间，原本寂静空旷的古堡里突然回荡着异样的声音，黑暗中忽闪忽闪的蜡烛映照出藏满稀奇古怪物件的古董储物柜，一只蝙蝠扑闪着翅膀跌飞出窗外。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夜晚将会发生什么，整个世界将被荒唐离奇的超现实主义梦境所包裹，一切扑朔迷离。
这将会是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设计风格。不知名的人物肖像画图案、深色布料上的钴蓝色的花草印花、女巫镜子镶框般的繁复花纹、垂坠感的建筑感上装、宽松的袖子、收紧的领口、复古的荷叶边、维多利亚式耸立的肩部，所有的一切呈现出一场维多利亚时代元素的盛宴。在色彩上，明暗的对比被大量运用，暗色调背景上闪烁的金属色泽像是黑色桃花心目摇椅与巴洛克银色烛台的组合。在材质上，厚实沉重的深色呢布与闪烁期间的发光面料像黑夜里的星光，充满太空感，丝绒与薄纱的结合，仿佛迷雾中的身影，引人无限遐思。
让我们漫步回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街头，奥斯卡·王尔德掏出口袋里的手帕轻拭胸前别花上的粉尘，福尔摩斯敲击着手杖匆匆出门，宽大的黑色斗篷裹挟不住烟斗冒出的烟雾。机械轰鸣、光怪陆离的工业时代，绅士们既保持着一丝不苟的风度，又迫不及待地钻进弗兰肯斯坦凌乱的实验室，摆弄着瓶瓶罐罐，做一回魔法术士或者科学怪人。
这是理智与冲动相结合的时代，黑暗中的巴洛克雕饰、瓶子里的标本、占卜牌、正要熄灭的蜡烛、无尽的阴影、奇怪的针织、可变的面料、披风……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神秘感之下，好像导演Lars Von Trier那些风格鬼谲的电影，似乎斗篷下的主人公前一秒钟带着浅笑在街角突然出现，后一秒钟又迅速湮没在人群中，无迹可寻。毫不鲜亮的颜色好像蒙上了一层雾气。而在材质上，拉绒面料、斜纹布、做旧效果的丹宁布以及抽象印花的衬衫布带着些许不羁的做派。
望远镜在瑰奇伟丽的星空之中探查到了一种隐秘的气度。像是将普通的相片做反相处理，再平常的白昼景象也将被夜幕点染得迷雾重重。
夜幕下不只是静谧的暗色调世界，各种或明亮、或浑浊的颜色混杂出一种独特的魔力：暮色浓郁的血红衬着火山岩的炙红，晕染出难以捉摸的油画感；雾霭沉沉的烟灰色森林仿佛随时有狼人和吸血鬼出没；往来游走的蛱蝶翅膀上的松石绿华丽而诡秘；占卜师手中把玩的紫水晶和宝石装饰品闪耀着摄人心魄的光芒。让我们带着猎奇的眼光撩开夜空藏青色的帷幕，眼睛触到的将会是一片朦胧空幻的奇妙景象。
丁尼生的一首诗《睡去的绛红花瓣》(Now Sleeps the Crimson Petal)中的意象：静谧夜幕之下萤火虫点亮的微光、发出银白色光芒的精灵、浩渺苍穹上的闪烁群星……白昼里隐蔽的生命在夜幕降临之后都苏醒过来。在这个循规蹈矩的世界之中，梦想家们渴望打破批量生产的梦魇。神秘而无尽的黑夜施展着魔法，孕育出各种光怪陆离、奇形怪状的新鲜事物。
浩瀚星云的梦幻色彩通过布料上水彩晕染出来，其中闪耀的流星则通过撒盐画法和细小圆点的汇聚分布来巧妙实现，而五彩堆叠的陨石藉由绒布上蕾丝、亮片和闪亮面料的拼贴完成。夜色之中，美人鱼不甘寂寞悄悄地露出漆黑的水面，发出绚烂光彩的华美鳞片成为了夜幕下的焦点。纯黑背景之下，荧光色的放射形线组以及细点呈现出镭射般的动感。
Philip Treacy：帽子魔术师
《UIBELIFE维比生活志》，2011年12月
欣赏过Philip Treacy设计的帽饰，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他被誉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帽子魔术师”。他为Givenchy、Chanel、Valentino、Ralph Lauren、Donna Karan等设计帽饰。他为许多电影设计帽饰，其中包括《哈利波特》。而在凯特与威廉王子的婚礼上，多达36顶帽子由Philip设计制作。
Philip Treacy1967年生于爱尔兰西部的高威郡，家庭并不殷富。Philip小时候的家正好与当地的教堂隔着一条马路，这个教堂成了他最早的时尚启蒙课堂。“小时候我最喜欢欣赏在那里举行的婚礼，它们对于我来说等同于时装秀。人们穿着华丽，在我看来美得不可思议。”
Philip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缝纫。在学校里，男生们学做木工，女生们学习缝纫。“我找到老师，问她为什么我不能也学习缝纫，老师只好答应了。”Philip开始为妹妹的洋娃娃缝制衣服和帽子，邻居有些看不惯，但他的父亲认为只要儿子开心，一切皆准。家里养着各种各样的家禽，所以很多时候他收集家禽的羽毛作为设计素材。Philip家里有一台缝纫机，他的母亲不允许他使用。Philip就趁母亲到屋外喂鸡的时候偷偷使用缝纫机。“每次都只有短短的五分钟，我必须在妈妈回来之前做完，否则我就有麻烦了。”
1985年，Philip搬到都柏林，在爱尔兰国立艺术设计学院学习时装设计。Philip当时把设计帽饰作为一项爱好，用来搭配自己设计的服装，以至于他到最后热衷设计帽子比设计服装更甚。同学们的实习都选择在时装公司，而Philip则投奔于伦敦帽饰设计师Stephen Jones，向后者学艺了六个星期。
毕业之后，Philip获得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硕士就读资格。“面试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十分清楚是设计服装还是帽子，”Philip回忆道：“但是学院当时正巧考虑设立一个新的帽饰设计课程，所以我成了吃第一杯羹的人。”
就读硕士一年之后，Philip拿着自己设计的一款帽子拜访《Tatler》杂志的时尚总监Michael Roberts和著名时尚评论家Isabella Blow。那次会面持续不到一分钟，Philip之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几周后，Philip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正是Isabella Blow。后者正准备与艺术品经销商Detmar Hamilton Blow结婚，希望Philip能帮她设计婚礼上佩戴的帽饰。Isabella选择了一款中世纪风格的婚纱，Philip则从三十年代的由Diana Cooper出演戏剧《The Miracle》获得灵感。“Isabella原本并不希望看到绢网和珍珠的材质，我没想到我的设计最终能打动她。”
Philip遂与Isabella Blow结下了不解之缘。1990年，Philip硕士毕业，在伦敦贝尔塔莱维亚区的伊丽莎白街开了一间工作室。这间工作室就在Blow夫妇家的地下室。“我和Isabella开着车转遍整个伦敦。我们在一起谈论的都跟帽子有关。”
1991年，Isabella把Philip介绍给了Chanel首席设计师Karl Lagerfeld。“我当时都不确定该怎么称呼他，”Philip说：“但是Iabella领着我径直走进Chanel时装屋，然后潇洒地坐下侃侃而谈。”Philip接下来为Chanel设计了十年的帽饰，其中第一款鸟笼状的帽子戴在了Linda Evangelista头上，登上了英国版《Vogue》杂志，那张照片由著名摄影师Patrick Demarchelier拍摄。这一年，Philip荣获英国时尚协会大奖的年度最佳配饰设计师。
Isabella Blow成为了Philip的挚友和缪斯。2007年5月7日，Isabella因病去世。Philip无不沉痛地说：“在我将近20年的设计生涯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她，未来也是。Isabella的灵魂住在我设计的每一顶帽子里。”
1992年，Philip开始为高街时装品牌设计帽子。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帽子，帽子不该分地位。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买得起好看的帽子。”
1993年，Philip在伦敦Harvey Nichols百货商店举行了首场发布会，伸展台上的帽子全部是黑色的。这场发布会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众多超模为Philip走秀，其中包括Naomi Campbell、Yasmin Le Bon、Kate Moss、Stella Tennant和Christy Turlington。“Kate Moss甚至抱怨我一开始没有找她。”一年后，Philip的店在伊丽莎白街69号开张了，从此他设计的帽子为全球所欢迎。
Philip为Alexander McQueen的Givenchy高级定制设计帽饰，与Philip合作过的时装品牌还有Valentino、Ralph Lauren、Rifat Ozbek和Donna Karan等。Philip在与这些时装设计师合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庆幸自己曾经学习过服装设计：“做帽子和做服装差异很大，但有需要相互关联。我会根据服装的样式和比例来调整帽子。”
越来越多的名流成为了Philip的忠实客户，其中包括Victoria Beckham、Madonna、Naomi Campbell、Kate Moss、Sarah Jessica Parker等等。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威廉王子与凯特的婚礼上均出现了大量由Philip Treacy设计的帽子。Philip甚至为许多电影设计帽饰，包括人们熟悉的《哈利波特》系列。
Philip Treacy设计的最突出特点，就是让帽子焕发无限可能。他的作品已经超越了帽子的范畴，成为了独特的装置艺术。在他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羽毛、纱网、金属、水晶玻璃、压克力、藤蔓、木材等特殊材质；你可以看到抽象概念与具象的动植物的美妙结合。看过他的作品，你会惊叹“原来帽子也可以这般华美有趣”。
Vogue in Bust Times
2011年6月
Fashion is not only a simple form of culture, but also a mirror, reflecting a bewildering array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society. During recession times,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look of fashion can be seen as signals of the severe changes in people’s financial status, lifestyle and attitudes toward crisis. Economically speak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30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differ widely from each other, but, fashionably speaking, these two periods of time do share a lot in common.
The lighthearted, forward-looking attitude and fashions of the late 1920s lingered through most of 1930, but by the end of that year the effect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began to affect the public. The 1890s leg-o-mutton sleeves designed by Walter Plunkett for Irene Dunne in 1931's Cimarron helped to launch the broad-shouldered look. Short bolero jackets, capelets, and dresses cut with fitted midriffs or seams below the bust increased the focus on breadth at the shoulder. By 1933, the trend toward wide shoulders and narrow waists had eclipsed the emphasis on the hips of the later 1920s. Wide shoulders would remain a staple of fashion until after the war.
The trend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ose padded shoulders. From Martin Margiela, to Louis Vuitton, Marc Jacobs, Alexander McQueen, Balmain and Balenciaga, all these designers and more were sending out square, sharp, broad and even puffed shoulders onto their runways. It seemed that Dolce & Gabbana first brought back the dramatically-designed butterfly-shaped shoulders in their spring/summer 2009 collection. Then, Balmain’s asymmetric short dress with huge shoulders ignited the passion of all the designers. As a result, rising in autumn/winter 2009 New York Fashion Week, padded shoulders then triumphed in London and Milan and finally peaked in Paris. Soon, coats with broad shoulders became popular among singers, movie stars, fashion journalists and TV hostesses.
Designers in the late 1920s were fond of using soft fabrics such as georgette, flannel and linen. But, in 1930s, it was Schiaparelli who was credited with ‘changing the outline of fashion from soft to hard, from vague to definite.’ She introduced the zipper, synthetic fabrics, simple suits with bold color accents, tailored evening dresses with matching jackets, wide shoulders, and the color shocking pink to the fashion world.
In 2008, the influence of hard chic was even stronger. Square-shouldered coats, leather jackets and biker jackets were frequently seen. Kate Moss and Alexa Chung were fond of matching their girlish print dresses with straight-lined boyish coats. Meanwhile, Victoria Beckham launched her own brand and attached a decided forceful sense to the whole collection, which was warmly welcomed. Alexander Wang’s square shoulders, Marc Jacobs’s armor-like coats, Giafranco Ferré’s architectural dresses, Nina Ricci’s reversed triangle structure and Louis Vuitton’s wild style were favoured by fashion magazines.
During the 1920s, the concept ‘liberation’ was emphasized by embracing short skirts and low waistlines. Dresses were made to fit close to the body in order to emphasize youthful elegance. Hems were cut to the knee, and waistlines disappeared almost entirely. But in 1930s, the theory of hemline indicator seemed to come true and a more conservative approach to fashion displaced that of the 1920s. For women, skirts became longer and the waist-line was returned up to its normal position. By 1930, longer skirts and natural waists were shown everywhere.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fashionistas were saved from the hemline effect. Mini skirts and shorts dresses were still worn by people in the streets. But people witnessed the popularity of leggings and pants suits in that year, which served as an alternative to long dresses.
Flapper styles of short skirts, low waistlines, and bobbed hair characterized fashion in the late 1920s. Women’s Dresses in this decade were designed in pursuit of a simple, relaxed, useful and boyish style. But in the 1930s, people called on a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womanly" look of the 1890s. Feminine curves were highlighted in the 1930s through the use of the bias-cut in dresses. Madeline Vionnet was the innovator of the bias-cut and used this method to create sculptural dresses that molded and shaped over the body's contours as it draped the female form. Thus the style of ancient Greece revived.
More dramatically, the whole fashion style in 2008 could be labeled as ‘utter 1980s’. Jessica Michault of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 wrote, ‘Four days into Milan fashion week,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Will it be an 80s show?” It is now, “What part of that era will the designer mine for inspiration?”’ Shoulder pads, bright colours, costume jewelries and glimmering fabrics were all the essence of the 1980s.
The decade of the 1930s saw the first true distinction between day and evening styles. During the affluent era of the 1920s, women could easily wear impractical clothing during the day without worry, so long as servants took care of the chores. However, the hard times of the Depression caused many women to do more work at home themselves and necessitated more practical clothing for the daytime. Simple skirts and pared-down outfits allowed for ease of mobility in the daytime, while new fabrics such as metallic lamé became popular for more luxurious evening wear.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over the issue of wearability, while they still dreamt of putting on the luxurious costumes seen in the films.
In 2008,the distinction was seen more obviously. On one hand, people needed simple, office-ready clothes that could fit in different occas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in want of exaggeratedly and dramatically designed costumes to have fun in difficult times. In this case, cheap wearable high-street clothes in stores such as Zara, H&M and Gap have been snapped up. Meanwhile, Beyonce, Rihanna, Lady Gaga and other popular sing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k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splaying those ‘shocking’ outfits on themselves and met people’s satisfaction.
The ‘lipstick effec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In the four years from 1929 to 1933,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US halved, but sales of cosmetics rose. It is the theory that when facing an economic crisis consumers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buy less costly luxury goods. The reason lies in the certain customer psychology—while people can no longer afford fur coats, handbags, or other expensive goods, they are still willing to spend their money on something that can make them look or feel better to gain confidence in recession times.
Today, some similar patterns can be observed.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sales figures from some of the world’s big cosmetic companies - L’Oreal, Beiersdorf and Shiseido - bore out the the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L’Oreal sales were up 5.3 per cent. Instead of the once-popular ‘nude makeup’, people wore relatively thick makeup during that time. Rouged lips and cheeks were frequently seen from red carpets or fashion show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lthough the market share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n America shank, fashion magazines did not lose many of their 12 billion readers. Since could no longer afford those expansive couture, people turned to magazines in order to see the dresses they longed for. Publishers capitalized on that—Marie Claire, the famous French magazine came out in 1937; Conde Nast founded Glamour of Hollywood, now as Glamour, in 1937; Esquire for male reader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33. At that time, movies served as a means of advertising campaign, as well as sources of inspirations. Many looks in the films came down directly from the screen. Movie costumes were covered not only in film fan magazines, but in influential fashion magazines such as Women's Wear Daily, Harper's Bazaar, and Vogue. Adrian's puff-sleeved gown for Joan Crawford Letty Lynton was copied by Macy's in 1932 and sold over 500,000 copies nationwide. Fashion designers first saw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fashion, movie and publishing industries, which meant designers designed dresses for movies, and the movies and magazines, in turn, helped sell the dresses.
Since 2008, fashion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seemingly undergoing a ‘reshuffle’. First, the boom of web 2.0 boosted the birth of fashion 2.0. Fashion brands, which use to take distance and mystery as weapons, came down from the stage.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customers, brands took advantage of web 2.0—fashion bloggers, e.g. Garance Dore, Bryan Boy, Susie Bubble and Tommy Ton were invited to the first row of many shows; Louis Vuitton, Burberry, Viktor & Rolf and Alexander McQueen opened its live streaming of runway on facebook; Yves Saint Lauren registered on twitter for further communication with fashionistas. Second, luxury companies launched personal services and offered more ‘friendly’ price. Cocktail parties, presentations and exhibitions were held in their stores. Third, a wide cooperation was required during the recession. We could se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industries: fashion and film (e.g. Valentino, the Last Emperor (2008), Coco Chanel (2008), Coco avant Chanel (2009), Coco Chanel & Igor Stravinsky (2009) and September Issue (2009)), fashion and TV (e.g. ‘Project Runway’, ‘The Rachel Zeo Project’, ‘Fashionista’), high fashion and high street (e.g. Karl Lagerfeld/Stella McCartney/Jimmy Choo/Lavin for H&M, Jil Sander for Uniqlo), fashion and shopping website (e.g. Net-a-Porter, Gilt Groupe, Neimanmarcus.com, Barneys,com, Eluxury.com) , fashion and art gallery, fashion and magazine and so on.
Economy influences fashion, while fashion, in turn, reflects economy. Based on the above,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fashion in recession times is clearly seen.
First, style returns to a more conventional sense. People in the situation full of uncertainties especially want something stable. Hemline and waistline return to their normal position, which indicates the need of stability.
Second, clothes style manifests a sense of strength. Broad shoulders, straight-lined structures, hard fabrics, bright colours and exaggerate accessories all reveal people’s 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 in fighting against crisis, as well as the urgent demand for safety.
Third, nostalgia is evident during economy recession. Styl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was a tribute to the affluent prosperous 1890s and ancient Greece, while style in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 lingering desire towards the colourful vibrant 1980s. Facing the tough years ahead, people’s nostalgia for the good old days is ever stronger.
Forth, people start to think over the wearability of clothes. Since occasions which require cotumelike clothes decrease and people no longer able to afford luxurious clothes, they turn to wearable and affordable clothes. Furthermore, people need office-ready practical clothes to fit different occasions. As a result, style becomes simpler and safer.
Fifth, people still lose no opportunity in entertaining themselves in justified ways. That is why stars wearing weird dramatic clothes could be held in great affection. They want to ignore the painful present situation by seeing those extraordinary garments. Moreover, people are enthusiastic about things like cosmetics to show their confidence an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Last, economic crisis motivated a closer interaction between companies and customers and a wider cooperation between fashion and relevant industrie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recession, fashion companies have to take good use of new media and come up with new methods for merchandising.
John Galliano的霓裳旅程
《UIBELIFE维比生活志》，2011年3月
从伦敦的夜总会到巴黎的时装屋，John Galliano凯歌走过一路荆棘。这位现年50岁的设计师回忆起过往岁月的三个决定性时刻。
John Galliano出生于直布罗陀，就是划分西班牙和摩洛哥的海峡当中的半岛。六岁之前，他一直居住在那里。每天，即使是步行到学校的那段路途也能作为童年对美的启蒙——从露天市集穿过，满眼尽是香料、药材和地中海的色彩。一切总是那么生动，多么充满活力。“我总是带着好奇心，仿佛我就是生活的旅行家。”
1966年，Galliano一家搬到伦敦。John回忆起这期间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新的色彩、服饰和文化——这些比伦敦阴湿的天气对他来讲影响更大。“伦敦这个新天地闻起来有种潮湿白垩粉的气味。”从那时起，John开始注重体味旅行和冒险带来的刺激，以及对美的探求。这种文化的碰撞，定性了他之后的工作与创造。
在高中，John还没有真正开始思考时尚，当时他读的是语言。然而不知为何，他最后坐进了纺织课的教室。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带着作品集，到伦敦圣马丁学院攻读时装设计。“在那里，表达自我的很受鼓励的，你甚至可以把蓝色颜料一桶一桶地泼满墙壁。”
Galliano把当时的夜生活称为“研发”。每个星期四，他都会呆在有名的夜总会“禁地”。在此期间，John遇见了陪伴至今的工作伙伴Jeremy Healy（DJ），还有女帽商Stephen Jones。
1984年，John发布了他的毕业设计“奇装异服（Les Incoyables）”，据说是从法国大革命汲取灵感。“我想去征服世界，如今万事俱备了。我让每一件衣服都拥有灵魂。”在他的处女作里，John运用了一些魔幻的效果，而这些技法正是他在剧院里当剧团服装员时学到的。
此时，Galliano本来已经准备签约、远渡重洋到曼哈顿当时装插画师。但是马上所有的计划都被打破了。伦敦顶尖时装店Browns的老板Joan Burstein买下了整个系列。甚至歌手Diana Ross成为了他的第一位客户。
接着，《Harpers&Queen》的初级时装编辑Amanda Harlech了解了John的作品之后，邀请后者喝下午茶。于是John的作品第一次登上了杂志。那次拍摄，摄影大师Mario Testino亦参与其中。
Galliano开始受到众多买手的欢迎。对一切毫无预料的他只好自己一个人承担起繁重的工作。“我简直疯了，甚至衣服的熨烫都是由我自己完成。”Galliano也不怎么清楚整个项目的运作，不了解及时交货的重要性。有一次，整单的订货因为延误被从纽约Bergdorf Goodman精品店退回来，Galliano简直心都碎了。“不过这算一个教训。而且就算遇到‘漩涡’我也不沉没，我会卖力地游过去。”
当Galliano遇到Steven Robinson的时候，后者还未成年，但他成为了Galliano的第一位助理。无论是清点纽扣，还是测量布料，Steven都满怀热情，两人很快成为了心灵伙伴，一同打拼事业。
但是John在伦敦马上遇到了瓶颈。“当时的绝境逼得我直想撞墙，”John回忆道，“资金无法到位，根本就生产不了。”所以1992年，John决定将事业移向巴黎。当时他们可谓一无所有，但所幸在巴黎有一位信任的朋友——Faycal Amor，即著名时装公司Plein Sud的创始人兼总监。他十分慷慨地为John提供了工作场所，并允许John和他自己的团队一起工作。
这就是Galliano昼思夜想的巴黎，一座充满30年代气息的城市——那些建筑、传奇故事和雪景。“我们简直是要命的浪漫主义。我们没有钱吃饭，连香烟都是跟街上的行人讨来的。但还好有朋友愿意留宿。时尚公关Sylvie Grumbach的灶头总有热腾腾的牛肉炖菜”尽管生活条件恶劣，Galliano仍然结识了许多极富创造力的人，比如Julien D’Ys和化妆师Stéphane Marais。Galliano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时装：Olivia the Philibustier(1992)、Shanghai lils(1994)、voodoo witch doctor、rocker saris……这些服装从各种文化当中得到灵感，即高贵又街头。
Galliano时装的灵感可能来自于曾经看过的一幅肖像画，或者干脆凭自己的想象。可能他想起了Marchesa Luisa Casati，尝试着深入了解这位20世纪的意大利个性美女。于是他会去读意大利诗人D’Annunzio写给她的情书。最后，新的想法就会浮现在John的脑海中。“找到缪斯很重要。我会问自己，如果Kate Moss穿上那件衣服会怎么样？好奇心总是至关重要。”
美版《Vogue》的客座主编André Leon Talley曾经看了Olicia the Philibustier那场秀，John知道这件事之前，摄影师Steven Meisel和“红发女魔头”Grace Coddington正拍摄整个系列，《Vogue》亦帮他宣传。他已经在巴黎崭露头角。
1993年，John在为春季的Princess Lucretia系列做准备的时候，Faycal Amor公司的境况突然变得复杂，因为他的时装屋事实上出现了两位总监。一下子，John能否继续做完他的新系列成为了一个问题。
距发布时间仅剩两周，当他打算放弃那一季的时候，奇迹出现了。André Leon Talley与社交名媛Sao Schlumberger共进午餐的时候，前者提起了这件事。后者回应：“天下总没有免费的午餐吧。”但最后，Sao Schlumberger还是答应将她在巴黎的空置房屋留给John做工作场地。于是John得以继续开足马力。
开动，专注，搞定。在工作室内，整个团队奋战到深夜，将不同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和服不经意流露的性感和流线的剪裁。所有人重整旗鼓，两周时间内就完成了十七八件服装。整个系列的主色调是黑色，点缀着歌舞伎身上的粉色和黄色。为了寻找到一种缎面绉纱从而在双面使用的时候产生特殊效果，Galliano跑遍了巴黎。Kate Moss、Linda Evangelista、Naomi Campbell和Christy Turlington，这些从一开始就伴随左右的模特为了那次走秀几乎分文不拿。好友Stephen Jones设计帽子，Jeremy Healy掌管音乐，Stéphane Marais负责造型。整个系列如时在Sao Schlumberger的十八世纪私人旅馆里上演。“我的座右铭始终是：如果打算做一件事情，那么就要做到完美，让身边围绕着有同样想法和反叛精神的朋友。”
整场秀激起轩然大波，同时大量的订单向John扑来。但令John烦恼的却是找不到地方来生产。很快，他被介绍给了投资家John Bult和Mark Rice。Galliano在巴黎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Sao Schlumberger、Béatrice de Rothschild、Lee Radziwill都十分钟爱那些斜裁的裙子和小夹克。
1995年，John Galliano被聘任为Givenchy的创意总监，接任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Hubert de Givenchy。Galliano自己也难以置信：“一个英国人接管奥黛丽赫本最喜欢的时装屋？！”他认为有此好机遇，正是因为那些衣着光鲜的名媛淑女们不惜跑到他位于巴士底那狄更斯式的简陋工作室挑衣服，使得LVMH Givenchy公司的总裁有所耳闻并大感惊奇。
Galliano在Givenchy的一年半后，一个星期五晚上，他接到了一通电话，请他立刻面见LVMH集团的总裁Arnault先生。放下电话，Galliano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穿着睡衣，头发梳成长发绺，涂着红色指甲油。他坐上了公司派来的詹姆士邦德式的轿车。“我像树叶那样浑身发抖，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什么我偏要在这天涂红色指甲油！”
下车后，他上了电梯，接着就开始了会谈。Arnault在Galliano眼中是一位穿着灰色西装、优雅从容、轻言细语的先生。对方提到了Dior时装屋，然后问Galliano：“是否喜欢去Dior工作。”
Galliano当时简直就是尖叫地说出了“yes”，甚至根本没有多加考虑，足足把Arnault吓了一跳。对于这位来自伦敦南部，从来只把Dior遥不可及的神灵的年轻设计师来说，这个时刻是多么激动人心。“说实话，Dior比Givenchy浪漫多了。”